此诗以“扬之水”开篇，是一种起兴，并以之比晋衰而将叛之。小河之水缓缓地流淌，流经水底的白石，清澈见底，映出粼粼的波纹。这是一个平静安祥的环境。谁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一个很大的事变阴谋正在酝酿着。一群士兵身着白衣红领，准备在曲沃起事。他们看到了敬爱的桓叔将有所作为，非常高兴。跟随未来之主，必将成为有功之臣。所以，很多造反起家的人，历来是有所图、有所为、有所得的。
此诗一唱三叹，反复歌咏着扬之水，白石白，以此映衬着白衣红袖，旗甲鲜明，说明队伍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看到自己的领袖胜券在握，踌躇满志，不禁喜上眉稍，根本没有不成功的担忧。所以很自然地耳语起来。这样也使此诗笼罩着一种紧张又神秘的气氛。
诗中“素衣朱襮”、“素衣朱绣”是指诸侯的衣服，程俊英认为这是叛变者所穿。蒋立甫反驳之。因为根据程俊英的说法，潘父与桓叔合力谋反既然是密事，他不能堂而皇之地公开穿起诸侯的衣服去见桓叔。这等于泄密。而桓叔见其僭越之服，自然会有看法。所以，“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诸语，不可能是对潘父的一种描写，而是就桓叔而言，是对桓叔早日能成为诸侯的一种热切盼望。
诗以“扬之水”引出人物，暗示当时的形势与政局，颇为巧妙。而诗的情节与内容，也随之层层推进，到最后才点出其将有政变事件发生的真相。所以，此诗在铺叙中始终有一种悬念在吸引着人，引人入胜。而“白石凿凿（皓皓，粼粼）”与下文的“素衣”、“朱襮（绣）”在颜色上亦产生既是贯连又是对比的佳妙效果，十分醒目。并且此诗虽无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却始终有一种紧张和担忧的心情，在《诗经》中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上阕由问句起：“问君何事轻离别”，这句是词人故意模拟妻子口吻质问自己：你为何轻视离别？表面上是妻子恼我，骨子里是我谅妻子，笔致深情而委婉。接以“一年能几团圆月”句，其怅叹离多会少之情已见。词人并不是“轻离别”，只是身为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他随扈出行，不得不离，不得不别。“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二句出之以景语，以美好的春色反衬有家难归的悲凄。“乍如丝”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北地的季节在仲春，那么此时“故园”也就春意阑珊了。
下阕明确点出“归不得”的缘由，即扈驾从巡，身不由己。“春归归不得”一句上承“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言春尽而不能归的怅惘心情。“两桨松花隔”，南朝民歌《莫愁乐》：“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词人反其意而用之，说是因为被松花江阻隔，不能回去。表面是怨江，实际上是怨侍卫之差事阻其归家与妻子相聚。结篇二句是此时心态的描写，即追思往事，令人心寒，犹如眼前松花江水的寒潮起伏，不能平静。
全词话语直致，但内容曲折，首句的拟言和结句的用典都为本词增加深沉宛转之情，深婉感人。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