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二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根据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周颂·武》一开头，就以最高亢最雄浑的歌喉对周武王做出了赞颂：“於皇武王！无竞维烈。”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暴虐，厚赋税以盘剥国人，造炮烙酷刑以镇压异己，嬖爱妇人妲己，宠信佞臣费中、恶来，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即周文王），微子数谏不听而亡去，比干强谏而被剖心，箕子佯狂为奴亦遭囚。纣王的倒行逆施，令百姓怨愤，令诸侯寒心。因此，周武王伐商，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正义战争，是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它必然得到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普遍拥护与欢迎、响应。此篇《颂》诗对周武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尽管是站在周王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但也是同时代民众心声的反映，令人感到真实可信，不像后世郊庙歌词虚应故事的陈词滥调那么惹人厌烦。
在唱出开头两句颂歌后，诗人笔调一转，饮水思源，怀念起为克商大业打下坚实基础的周文王来。文王（即西伯）被纣王囚禁羑里，因其臣闳夭等人献宝物给纣王而得赦免，他出来后献洛西之地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伐崇戡黎，建立丰邑，修德行善，礼贤下士，深得人心，诸侯多叛纣而往归之。他为武王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使灭商立周成为水到渠成之事，其功德不能令人忘怀。“允文”云云，真是情见乎词。
诗的最后三句，直陈武王继承文王遗志伐商除暴的功绩，将第二句“无竞维烈”留下的悬念揭出，在诗歌的语言运用上深有一波三折之效，使原本呆板的《颂》诗因此显得吞吐从容，涌动着一种高远宏大的气势。可以说，此诗是歌功颂德之作中的上品。
当然，《颂》诗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定具有一定的夸饰成分。武王伐商，诗中声称是为了“遏刘”，即代表天意制止暴君的残杀，拯民于水火。但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圣人号兵者为凶器”（《六韬》）是也，牧野之战，《尚书·武成》有“流血飘杵”的记载，《逸周书·世俘》亦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的说法。所以崇尚仁义的孔子不免对之感到有些遗憾。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此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
一、内容丰厚，境界阔大。仅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就写了枕、床、窗、山、峰、壑、江、浪、银、云气、松声等许多事物，从而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诗人身处斗室之中，想象飞越千里之外，从上到下，由近及远，描写夜幕下的群山万壑、千里大江，展现了辽阔渺远，壮丽迷人的江南夜色，笔法空灵，词意蕴藉。
二、以动写静，景中寓情。诗人创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却是用动的描写来取得这种效果的。流荡的“云气”，哀呜的“松声”，奔涌的大江，喧嚣的涛音，这些动的景物，给小诗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大自然的宁静。诗中似无直接的抒情，但诗人热爱祖国河山、赞颂江南夜色的美好感情，却从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景物描写中显现出来。曾公亮所处的北宋时代，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在承平盛世的气象下，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危机。诗人对此不无隐忧。“万壑哀”“拍天浪”，正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时局深感不安的心理的曲折反映。
三、语言质朴、平中见奇。诗人很注重选词炼语，用了许多朴素无华的词语，如“千”“万”“大”“哀”“放入”等等，重笔虚写浩茫夜色中的壮伟奇观：气势磅礴的大江，“银山拍天”的浪涛。造境，于宏阔中出雄奇；抒情，在平淡中见深沉；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此诗一句一景，景中寓情，从小处着笔写出了长江的宏伟气势。
甘露寺在镇江北固山巅，濒临大江，因此这首诗着力描绘地势，在构思时，不用实笔，全通过想象，描绘出一幅空阔奇妙的江南夜色图，写出了江水的壮观和甘露寺的险要。首句写山峰的云气，次句写山谷的松声，末两句写长江的风采。一句诗一个画面，全诗浑成合美。诗中有画，景中有情。
写景诗，许多诗人往往爱从视觉落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危楼高百尺”（《夜宿山寺》），贾岛的“松下问童子”（《寻隐者不遇》）。曾公亮却避开这种传统的写法，另辟蹊径，独出机杼，从感受、听觉去写。诗题是“宿甘露僧舍”，所以围绕“宿”字展开。睡在寺里，房间中自然不可能有云雾，所谓“枕中云气”，当是长江水汽会在高处，令人觉得空气很湿，甚至枕中已经凝结了些许水珠。诗人躺在枕上，感受到枕中微湿，自然联想起长江之浩瀚，甚至误以为自己身处云峰之间。接着，诗人又写床底穿来的江水之声，那阵阵惊涛，仿佛狂风席卷山谷，招起无数苍松摇撼助威，其声壮烈奔腾之至。“枕中”“床底”，点明诗人已经就寝，紧扣诗题“宿”字。“万壑哀”，语出杜甫《诸将五首》之五：“巫峡清秋万壑哀”。曾公亮诗中的这一“哀”字，恰切地摹写了风吹松林所发出的低沉悲壮的声音。用“千”写“峰”，用“万”写“壑”，极尽形容，从纵向描写北固山奇险变幻、充满生机的景象。
这起二句是睡在床上的感受与幻想，是通过感官来证实它存在，虽然没有具体的肯定，逼真感很强，尽管北固山没有千山万壑存在。“云气”、“松声”，一在枕上，一在床下，都反映了江水之猛劲；而感觉到云气，凝听到松涛，也反映了诗人心底的宁静。这两句写近景，对仗工稳，用笔细腻，文字跌宕生姿。
三、四句写远景。诗人来到甘露寺原是为了住宿歇息的，可寺外千山万壑的松涛声和不尽江流的喧哗声，搅扰着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眠。诗人情绪激动了，索性披衣起床，打开窗户，迎风伫立，凭栏远眺。天空没有月色星光，地上熄了万家灯火。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看不见山，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远处的城廓。只有横躺在北固山下的长江，这条水的巨龙，力的怪神，在没日没夜、无休无止地掀起惊天的狂澜，发出动地的长吟，不甘沉默，永无睡意。诗人虽然看不清，但能想象出它那汹涌澎湃的壮阔气象。于是掉转诗笔，将描写对象由千峰、万壑转向长江、巨浪，开拓出一个奇丽广阔的新境界。
“银山拍天浪”是写得很精彩的景语，气势警拔，形象生动，层层修饰，词约义丰。“银山”从色、形、质等多方面地细致入微地刻画波涛的光彩、巨大以及沉重感。“拍天”则状波峰的突兀和高峻，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惶惶不安。不用“玉山”而写“银山”，用词是雕琢的。银是仅次于金的贵重金属，色白而灿烂。用鲜亮的词把平凡的波涛写得十分美好，格外显豁，寄寓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末句构思很奇特，仍用幻笔，不说开窗看如雪白浪，而说奔腾翻滚的长江被“放”进窗来，把长江的气势写透写活，作者眼前似乎看到浪花要扑进窗来的奇观，深深地被长江的伟观所震撼。“放入”，自然是长江先前想要入窗而不得，诗人到此刻才将它放了进来。原来所谓“枕中云气”，所谓“床底松声”，都是长江有意而为。长江想要冲进房间，好让诗人欣赏自己的奇伟，便先以枕云相示，后以骇浪相呼，不停地邀请着诗人，召唤着诗人，诗人便再也无心睡眠，欣然开窗，与长江陶醉在了一起。明明是诗人向往长江景色，到了诗人笔下，却成了长江招引着诗人去欣赏，通篇用反客为主而不露痕迹，前后呼应之间又只觉一气呵成，笔法高超。这一写作及炼字方法，与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相仿，但杜诗写的是静态，曾诗写的是动态，更具魄力，只有稍后的王安石绝句“两山排闼送青来”可与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