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李贺诗歌总的特色是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牛鬼蛇神纷至沓来，其诗歌内容多是他的幻想世界的外化物。这首《感春》却颇为难得，从中可以窥见李贺的生活景况。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点明时序正是春天。春天本应是万物恢复生机之时，世人在寒冬季节早在盼望春暖花开的春天。但在李贺眼中，春天却是一片愁红惨绿的伤心物。“萧条”之上着一“自”字，更显出无可奈何的凄凉。为什么诗人对春而伤春？诗中继续道：人处穷困潦倒之中实在难生赏春的雅兴，对花无端生悲。“北郭骚”是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的一位穷困之人，李贺将他比喻自己家境的萧条。
颔联承接首联之意，继续状写穷困之景况，也见出心中的悲凉：榆叶薄如莱子钱，舞儿腰若袅袅柳。这里需作一些解释：榆树之叶，其状如钱，中间有孔，人又称榆叶为榆钱。而莱子钱则是南朝宋废帝景和元年所铸的一种钱币，极薄，故价值也低。“榆穿莱子眼”意指家中贫寒，钱财无多。“舞儿”是诗人自比，穷困落魄已使自己骨瘦如柴。舞儿腰细原也是一种美，但到了李贺笔下，却令人起几多感慨。写家境萧条却不正面说出，寓意榆钱、细腰，其痛苦意味又比正面说出更为深长。
第三联中，诗人暂时置下贫困的愁苦，用两句话写春景。春日融融，落花游丝在静静的太阳光下无声无息地飘荡，时而几声伯劳鸟的哀鸣，把人的思绪带回到伯劳因被后母所害而化鸟的悲惨故事中。这两句写得蕴含无穷。现在无从考证短命的诗人是否曾经娶妻成家，但单看这两句，一丝渴望获得平和温暖的家庭、能与子女共享天伦的情思是以一种十分凄苦的笔墨写出来的。笔下经常出现“秋鬼”、“败坟”、“冷血”字眼的诗人心中原来也有着这样一颗温热、渴望的心。
尾联写的是拿起胡琴来排遣胸中的遗恨，将满腔的心事向琴槽诉说。自古才人多落魄。偏偏柔弱多病的李贺注定了没有发迹的希望，绝望的诗人只能遨游神仙鬼怪世界，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与神鬼之精神相接，以此来取得心理的平衡。诗人身处贫困潦倒、忧郁悲愤的处境，其内心的痛苦纠缠着他的灵魂。所以，在诗人听来，弹奏的胡琴声中也像是寄寓着诗人的怨恨，而自己满怀愁闷，却又惟有弹琴来排遣。胡琴声骤然而急，声声滑落琴槽，这又正似啼血的杜鹃、哀鸣的伯劳。
运用大量的意象，是李贺诗歌中的一大特色。无论是自然类意象，还是社会类意象，其诗歌中核心意象群的审美特征就是“凄怨”。而形成这一审美意象的原因则是在于诗人凄怨的心态和情感。杜牧评其诗为“怨恨悲愁”。这首诗中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如榆柳等景物的美好，烘托诗人的凄苦，以榆钱、柳断补足“萧条”之意。“神燕”、“伯劳”寄托了诗人盼祥瑞、避凶灾的美好愿望。“胡琴”成为了诗人排遣苦闷的工具，而“琴槽”则成为了诗人诉说心事的对象。诗人对这一连串的意象，进行了极力的渲染烘托，展示了一种饱“悲”之美，借以强化了诗人的悲惨不幸。
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