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这首诗从其夜景着笔，可说从一个重要侧面表现了扬州的繁华，连同诗人的感慨。
前两句实写扬州夜景。首句写其静景。“千灯”，说明灯之多。诗人在地面“千灯”和距离地面遥远的“碧云"之问只用一个“照”字，就将夜晚扬州灯光的光亮程度真实表现了出来。次句则写动景，整个扬州市，酒楼多，歌妓多，乘兴吃酒玩乐的商客多；而这“三多”合为一体，就使扬州市的夜晚成为一个喧嚣的、旋转的世界。
三、四句写诗人的感慨。看到眼前繁盛景象，诗人不禁联想到扬州以外广大地区的萧条败落。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唐帝国整体机制日见衰朽，外患频仍，内忧不绝，所以诗人感慨“如今”时局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安定太平了。可是这种国势日衰景况在扬州好像还没有被感知到，人们仍然由着自己的心性，踏着乐器吹奏出的节拍，载歌载舞，通宵达旦。这中间虽有辛辣的嘲讽，但更多的还是对人们感觉迟钝而表现出的深深忧虑。
这首诗不惟内容深刻，而且构思精奇。诗人巧妙地由写扬州繁华夜景开局，最终却落在将人们视线引向对整个唐帝国命运的思考上，显示出一种讽喻的创作意向。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