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第一首诗盛称歌者相貌美,歌声美,舞姿美。这首诗把歌女写成西汉李延年所歌的《北方有佳人》那样的倾国倾城之貌,如司马相如《美人赋》中的东邻子那样貌美无双。即使在寒苦的塞外,阴冷的霜天,外边夜卷寒云,秋霜浓浓,也给满堂听众带来无限欢乐。诗分两段。前五句正面描写歌者。后四句以环境反衬诸美的客观效果:胡地之秋夜如此寒冷,唯有塞鸿飘飞到国中。满堂的美女玉颜,乐曲没有终散,日落时分在馆娃宫中传来了阵阵美妙的歌声。
第二首诗写一位歌女舞姿优美,歌声感人。她的目的是想打动一位她所心爱的人,欲与其共结伉俪,双飞双栖。她不唱郢中《阳春白雪》那样的高雅歌曲,因为高山流水,能懂得唱和的人太少了;她唱的是易让人动情的《子夜吴歌》这样的通俗民歌,希望能够打动心上人。“月寒江清夜沉沉”用反衬法,以静衬动,表现乐声的悠扬动人。其作用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同。最后表达了能与心上人同飞到青云之上做天池的一双鸳鸯的愿望。
第三首诗写一位美丽的歌妓,歌舞至夜深人静时,情绪激动,歌舞节拍急迫迅疾,加之月落烛微,便与听者相拥一起,难舍难分。首二句写歌妓服装之艳丽夺晖:她漂亮的彩色丝制舞衣是用吴地出产的剪刀裁制而成的,她明妆丽服,比今日的春光还要灿烂照人。三四句写歌妓人美,神美,舞美: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迷人,扬眉转袖之间,好像片片雪花在轻盈地飞舞;她的容貌真是倾国倾城,为世间所罕见。末三句写节拍急切,月落烛微,两情至欢:听者陶醉在她的歌声中,忘却了时间,忘记了归去。最后写月亮已经落下,屋内烛光已微,歌者希望听者不要违背了她的一片痴心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