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中诗人置身于贞女峡后，身不由己地被迁入到另一个境界，眼前呈现令人目呆、惊心动魄的宏阔场景。该诗有别于他诗，似乎没写到诗人自己，但人们已深深地触感到，诗人的魂魄早已被身临的险象吓飞了。
该诗的起句“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构思奇特、想象怪异。这里，龙已威风扫地，变成逃跑的对象了，以此衬托峡之险、江流之湍。
紧接着，“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千里翻云涛”一股磅礴之气在岭南的险山恶水中跳跃激荡，这是自然环境的气势，也是诗人胸中跳荡的激情。此两句诗为本来就凶险可怕的激流又涂上了重重的一笔，可谓火上浇油，凶中加险了。
该诗的末句“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则进一步突出了贞女峡峡窄流急之险。诗妙就妙在，诗人早已完全把自己彻底融化在惊涛骇浪之中了。诗人把那些可怕的，令人心惊肉跳的东西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境界。
该诗写贞女峡峡窄流急，鱼龙因恐惧而逃匿，水神的住所亦被震撼的自然之景，从意象的择取、境界的构成到立意的注重点，都体现出反常态的怪异性和独创性。这也与诗人当时被贬阳山、政治上失意，贬地的自然环境和诗人身处的社会环境都给他触目惊心的感觉相吻合。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