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与曹操的《龟虽寿》显然是声气相通的，但情绪却更为复杂一些。郝经早年便胸有抱负，曾多次上书蒙哥、忽必烈等，陈述图天下之道，且向为忽必烈所重。但不想正待施展才华之时，却被扣真州十六年，使得神骏消磨，有志难酬，所以其真州诗作无不凄婉，思归之切更可想见。一旦北还，自然跃跃欲试，不能自已。但十六年的压抑生活，使他身心都受到一定摧残，所以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却自感已力不从心，全诗于一起一伏之间明显地透出了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百战归来力不任”的慨叹之后，尽管十六年“消磨神骏”，但老马骎骎，仍不肯缓蹄。继而用郭隗所述“千金买骨”的故事自比有千里马之才，但未得施展，所以“垂头自惜”;但接着一转，雄心未失，“伏枥仍存万里心”。
接着又一沉，岁月流逝，官路淹滞，要升迁到能施展自己抱负的位置已希望不大，于是更感慨于自己当年为施展抱负而奔驰于边塞战垣的戎马生涯。但接着情绪又为之一振，尽管“去日苦多”，但自己并没有一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是“常记当年烈士吟”。 所以，尽管郝经跟曹操一样有着雄心壮志，也有着同样的戎马生涯，但他更有一段南冠楚囚的压抑生活，因此晚年北还时的这首诗，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激昂之声中，夹杂着几分深沉的感伤，这种感伤也不同于曹操《短歌行》中时光易逝、功业未就的苦闷情绪，而主要是力不从心的慨叹和恐不能及时施展抱负的预感(“岁月淹延官路查”)。这种预感不幸应验，也就在北还这一年，郝经病死于燕京。
这首诗与曹操的《龟虽寿》显然是声气相通的，但情绪却更为复杂一些。郝经早年便胸有抱负，曾多次上书蒙哥、忽必烈等，陈述图天下之道，且向为忽必烈所重。但不想正待施展才华之时，却被扣真州十六年，使得神骏消磨，有志难酬，所以其真州诗作无不凄婉，思归之切更可想见。一旦北还，自然跃跃欲试，不能自已。但十六年的压抑生活，使他身心都受到一定摧残，所以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另一方面却自感已力不从心，全诗于一起一伏之间明显地透出了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百战归来力不任”的慨叹之后，尽管十六年“消磨神骏”，但老马骎骎，仍不肯缓蹄。继而用郭隗所述“千金买骨”的故事自比有千里马之才，但未得施展，所以“垂头自惜”;但接着一转，雄心未失，“伏枥仍存万里心”。
接着又一沉，岁月流逝，官路淹滞，要升迁到能施展自己抱负的位置已希望不大，于是更感慨于自己当年为施展抱负而奔驰于边塞战垣的戎马生涯。但接着情绪又为之一振，尽管“去日苦多”，但自己并没有一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是“常记当年烈士吟”。 所以，尽管郝经跟曹操一样有着雄心壮志，也有着同样的戎马生涯，但他更有一段南冠楚囚的压抑生活，因此晚年北还时的这首诗，在“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激昂之声中，夹杂着几分深沉的感伤，这种感伤也不同于曹操《短歌行》中时光易逝、功业未就的苦闷情绪，而主要是力不从心的慨叹和恐不能及时施展抱负的预感(“岁月淹延官路查”)。这种预感不幸应验，也就在北还这一年，郝经病死于燕京。
文章题目标明“记游”，本可记述游历经过和松风亭的由来及四周的景物。但苏轼非为叙事，而是明理。从“意谓如何得到”，悟出世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的道理。这种即时放下，随遇而安，“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旷达态度，正是苏轼从自己丰富的人生磨砺中，触动外物，偶然得之的。一件本来令人沮丧的遭遇，换个角度想，豁然开朗，“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种思考方式，在后来贬谪过程中不断从苏轼笔下表现出来，这既是苏轼对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种积极反抗——以乐处哀，又是苏轼在具体现实中始终不堕其精神品格、自我提升到一种旷远开阔境地的呈示。
文章读来有味，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他由“思欲就亭止息”到悟出“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后的自得心情。这自得既表现在他对作出决定后“是心”“忽得解脱”的描述，又表现在他对“若人悟此”当有之事的想像。其实，他的自得，实是对随遇而安人生态度的肯定。小品仅记作者生活中的一点感受，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和事理的严密，思之所至，笔亦随之。又出语平淡、通俗却意味深永，能真实再现作者为人坦诚、天真、达观、有趣的一面。
文中写苏轼思绪变化过程，跌宕起伏，顿挫有致。深刻的道理能用家常话说出，真率亲切。其间几处宋时口语的运用，更能收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零一，是一首即兴口占而颇为别致的送行小诗。首句似即景信口道来，点明刘判官赴行军的季候（“五月”）和所向。“火山”即今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海拔四、五百米，岩石多为第三纪砂岩，色红如火，气候炎热。尤其时当盛夏五月，那是“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的。鸟且不敢飞，无怪“行人少”了。所以此句还写出了火山赫赫炎威。而那里正是刘判官赴军必经之地。这里未写成行时，先出其路难行之悬念。
接着便写刘判官过人之勇。“看君马去疾如鸟”，使读者如睹这样景象：烈日炎炎，黄沙莽莽，在断绝人烟的原野上，一匹飞马掠野而过，向火山扑去。可见那骑者身手是何等矫健不凡。以鸟形容马，不仅写出其疾如飞，又通过其小，反衬出原野之壮阔。本是“鸟飞千里不敢来”的火山，现在竟飞来这样一只不避烈焰的勇敢的“鸟”，令人肃然起敬。这就形象地歌颂了刘判官一往无前的气概。全句以一个“看”字领起，赞叹啧啧声如闻。
“都护行营太白西。”初看第三句不过点明此行的目的地，说临时的行营远在太白星的西边──这当然是极言其远的夸张。这样写却显得很威风，很有气派。细细品味，这主要是由于“都护行营”和“太白”二词能唤起庄严雄壮的感觉。它们与当前唐军高仙芝部的军事行动有关。“太白”，亦称金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在某种情况下预示敌人的败亡（“其出西失行，外国败”，见《史记·天官书》）。明白这一点，末句含意自明。
“角声一动胡天晓”这最后一句真可谓一篇之警策。从字面解会，这是作者遥想军营之晨的情景。本来是拂晓到来军营便吹号角，然而在这位好奇诗人天真的心眼里，却是一声号角将胡天惊晓（犹如号角能将兵士惊醒一样）。这实在可与后来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奇句媲美，显出唐军将士回旋天地的凌云壮志。联系上句“太白”出现所预兆的，这句之含蕴比字面意义远为深刻，它实际等于说：只要唐军一声号令，便可决胜，一扫如磐夜气，使西域重见光明。此句不但是赋，而且含有比兴、象征之意。正因为如此，这首送别诗才脱弃一般私谊范畴，而升华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之窠臼。它没有直接写惜别之情和直言对胜利的祝愿。而只就此地与彼地情景略加夸张与想象，叙述自然，比兴得体，颇能壮僚友之行色，惜别与祝捷之意也就见于言外，在送别诗中堪称独具一格了。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