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该传略进了对桑怿出身、世系、仕履的介绍以及他最后抵抗西夏为国捐躯的事迹，而是集中笔力描写他在捕捉盗贼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立功拒赏等高贵品质。文章还写了巡检欺骗桑怿、枢密吏索贿、桑怿让赏等情节，暴露了宋王朝从地方到朝廷的吏治腐败，加上“盗贼四起”，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者有意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才能的层出不穷的奇特情节，来突出桑怿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写法颇似《史记》，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这种介于正史与传奇之间的写法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清时期人物传记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等在构思上都有意模仿此文。
欧阳修写桑怿，以捕盗为重点。所谓“盗”，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偷窃抢夺财物的不良之徒；一类是与封建政权为敌的起义农民。桑怿所捕的盗这两种类型都有，因而他的行为虽有除暴安良的一面，但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时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作者选择了几个典型事例，有略有详地展开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桑怿这个人物形象。
第一个典型事例是汝州近边诸县多盗贼，桑怿主动向县令要求当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一举拿获两名盗尸衣的少年，并交县衙绳之以法。第二个典型事例是在郏城和襄城捕盗，突出桑怿的勇敢。郏城捕盗是将他与郏城县尉作对比描写，以县尉之怯衬出桑怿之勇。襄城捕盗则是独写其勇：“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馀。”这两个事例都是简笔描写，却能抓住人物最关键的言行，刻画人物，生动传神。
第三个典型事例是桑怿任渑池县尉时招安恶盗王伯，突出桑怿的智勇及胸襟。巡检用伪造的朝廷招降文书欺骗桑怿，要他进招降王伯，于是他“挺身人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馀日。信之，乃出”。谁知当他带王伯一起下山受降时，“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怿几不自免”。桑怿上当受骗，几乎丢掉性命，却仍对那位欺骗他的巡检宽大为怀，让他把王伯押解朝廷进请功，如此心胸肚量，实为罕见。
第四个典型事例是桑怿当永安县巡检时，用计在一日之间将二十三名恶贼一网打尽。这个事例最曲折复杂，也是作者重点刻画所在。桑怿接受任务后，先准确地分析了群盗的心理：“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接着，描写桑怿在紧闭栅门，向群盗示怯的同时，穿上盗贼的服装私访，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收买了一个能探知贼情的老媪，摸清了群盗的情况。最后，经过周密的部署，桑怿身先士卒，亲自进捕捉最强悍的对手，“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桑怿的智勇已经跃然纸上。
第五个典型事例是写他拒绝用行贿手段取得高官，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第六个典型事例写他立功不愿受重赏的谦逊胸怀。第七个典型事例是写他爱民的情怀。通过这些事例的补充，桑怿这个人物形象已十分高大丰满。最后，作者又出人意表地简略介绍桑怿真实的外貌：身材不算高大，遇人羞涩，不善言辞，与他那力过数人、深通谋略的大智大勇似不相称，然而这正是作者塑造人物的真实丰满之处。
这篇传记不仅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结构上也颇具特色。它不像六朝小说吉光片羽式地勾勒名士的举手投足，也不像现代小说围绕中心事件展开情节、塑造人物，而是截取了桑怿性格特征的一个方面的三个具体画面，环环入扣，展示出他的“大智”、“大仁”、“大勇”。这种结构手法酷似当代戏剧的“冰糖葫芦式”结构，清晰紧凑，引人入胜。
这首词看来不过描写了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赎回典当出去的皮裘，但从这件小事却透现出主人公曲折多变的心理。谭献称这首词“姿态横生”(《箧中词续》)，确是贴切的评语。词一开头，主人公懊悔万分的神态就呈现在眼前：“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将去”意为带去。为买酒，仍然在残春时节，皮裘就典当出去了。皮裘一去，似乎连豪情也一并带去了，从中可见主人公与皮裘的关系是何等深切，他对皮裘的情感是何等深厚!所以，他的懊丧心情并非是没有来由的。日月易过，光阴似梭，然“云烟过眼”倒是极其平常的事，引起主人公凄凉心境的是另外的原因：“怎奈天寒岁暮”。“云烟过眼”比喻日月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岁月流逝，眼看严寒又到，然而皮裘被典当于外，御寒无计.这是他的愁因。主人公窘态毕现，心理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悔而转愁，由愁进而想要设法解愁，于是痛下决心，要积聚起钱来，重新赎回皮裘。“待积取叉头”，“叉头”指钱。宋代苏轼在给秦观的信中说到自己初到黄州，担忧钱不敷用，每月初将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份，随即藏起画叉，以免钱用过头。每天用剩的钱还要积聚起来，招待宾客时用。“还尔绨袍故”，意为赎还原有的皮裘。“绨袍”本指棉袍，此指皮裘。随着皮裘赎回，主人公的心境也为之一变，愁心一扫而空，喜意油然而生。从“寒且住”的描写中，颇能见出主人公那略带沾沾自喜的神态。但刚觉心喜，却又心情陡变，转而“喜余又怒”了。为什么？“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子母”指本金和利息，“频权”意为不断变化。“细相”，仔细察看。“抖擞”意为抖动、抖刷。赎裘花的钱比原来多得多，而心爱的皮裘仔细一看，却已有些微蛀了。主人公喜而又怒，心中气愤和惆怅之情交织一起，心情极为繁杂。
下片紧承上片而下，主人公既怒于当铺的收藏不善，又痛惜于皮裘的受损坏，“铜斗熨”，皱折难以熨平，衣襟上酒渍仍在。词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皮裘写得富有生命和情感。主人公未负典当三年之约，皮裘赎回;皮裘向主人倾诉自己三年来的遭遇和离别之情。主人公的心境由对皮裘损坏的惋惜转为对皮裘被耽搁三年的悲叹：“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这句是用典。东汉蔡文姬在汉末战乱中被匈奴所掳，嫁于南匈奴左贤王多年，后曹操将她赎回。“凝睇”意为凝视。“毳幕毡庐”指匈奴族所住的毡帐。把将皮裘赎回比拟为蔡文姬归汉，充分表现了主人公对皮裘的深厚情感。全词结束时，主人公想到今后，心境又为之一变：“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花风”是指春风;“白袷”，白色夹衣。“青蚨”即钱，据《搜神记》载，钱能象青蚨虫一样地飞去又飞回。此时主人公的心情是深切担忧，怕春暖花开，夹衣做好，钱用完时，皮裘又要和他重新分手，他只好再带着痛惜之情写下送行词章。
这首词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写赎裘之事，以曲折多变、摇曳生姿的心理描写见长。主人公由赎裘而产生回忆、联想，由赎裘而产生悔、愁、喜、怒、怅、惜、叹、忧等种种复杂情感，这些复杂情感随皮裘的命运而起伏变化。词作以一连串形容心理状态的词描写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常常极妙地表现两种心态之间逐渐置换的渐变过程或突变过程。由懊悔而忧愁、由惆怅而惋惜、由惋惜而悲叹、由悲叹而担忧，这是渐渐变化。而由愁而喜、由喜而怒，这又是反差极强烈的心理突变。通过极为细小的赎裘情事，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种种心理状态，展示人物生活的某个侧面和某种性格，正表现了词人善于寄兴的特点。
“尘拂玉台鸾镜，凤髻不堪重整。”句，作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通过描写作者头发久未打理以及华丽的梳妆台与灰尘的对比来表现出作者的愁闷。这些对比使词义更加丰富曲折，感情更加委婉强烈，画面更加鲜明生动。从而引起读者的对比联想，更突出所要表现的对象，产生艺术感染力。
“绡帐泣流苏，愁掩玉屏人静。”句，作者在此处运用了拟人的写作手法，一个“泣”字将本来无生命的纱帐写活了，同时一个“泣”字也点出了作者“闲愁”的词风，能使读者对所表达事物产生鲜明的印象，产生强烈的感情，引起共鸣。在该部分第二句，作者也巧妙的用“掩”这个字将“愁寂”这种空间之感具体化了，以动写静使人更觉其静。
“多病，多病，自是行云无定。”句，作者通过“反复”的艺术手法连续运用两个“多病”来强调自己已经病了多时，一唱三叹，回环往复，加深了语气和抒情色彩。在艺术形式上，“反复”也可以加强节奏感，增强旋律美，使词句整齐有序。该部分第二句，作者再次寓情于景，借用天上浮云来表现自己无法安定的心神，词句虽然没提到愁字，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愁情。同时也体现了这首词“悲喜综错、盘旋郁结”的艺术特点。
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人生中常有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愁苦闷，抑郁不欢，一种可能已经存在又似乎是即将来临的人生忧患。很难说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一种什么样的愁。他只是把这种闲情闲愁表现得深沉而持久，想抛掷也抛掷不了，挣扎也挣扎不脱。忧患苦闷的内涵性质，是无法确指的，也是无法界定的，从而留给读者更大的自由创造联想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贾至的《春思二首》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五。下面是古典诗词专家陈邦炎先生对组诗第一首（“草色青青柳色黄”）的赏析。
贾至在唐肃宗朝曾因事贬为岳州司马。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认为贾至所写的一些绝句“皆谪居楚中而作”。这首诗大概也是他在贬谪期间所写。诗中表达的愁恨，看来不是一般的闲愁闲恨，而是由他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产生的流人之愁、逐客之恨。可与这首诗参证的有他的另一首《西亭春望》诗：
“李长风暖柳青青， 北雁归飞入窅冥。
岳阳楼上闻吹笛， 能使春心满洞庭。”
这里，除明写诗人身在岳州外，“柳青青”的景色与“草色青青柳色黄”既很像，而“李长风暖”的景象也近似“偏能惹恨长”的“春李”与“不为吹愁去”的“东风”。至于“满洞庭”的“春心”，与这首诗题所称的“春思”也大致同义。“春心”是因春来雁去而触发的旅情归心；“春思”是纵然在美好的春光中仍然排遣不去的、与李俱长的愁恨。
这首诗题作《春思》，诗中也句句就春立意。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诗人是以前两句反衬后两句，使所要表达的愁恨显得加倍强烈。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已经用嫩绿、鹅黄两色把这幅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画面点染得十分明媚；次句“桃花历乱李花香”，更用暗笔为这幅画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写气图貌之笔传出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景象，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冶，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从反面衬托出与这良辰美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无法消除的深愁苦恨。
后两句诗就转而写诗人的愁恨。这种愁恨深深植根于内心之中，是不可能因外界春光的美好而消除的。南唐冯延已《鹊踏枝》词中“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两句，就是直接写出了这一事实。而贾至不这样直写，却别出奇思，以出人意表的构思，使诗意的表现更有深度，更为曲折。
诗的第三句“东风不为吹愁去”，不说自己愁重难遣，而怨东风冷漠无情，不为遣愁。这在诗思上深一层、曲一层，使诗句有避平见奇之妙。第四句“春李偏能惹恨长”，不说因愁闷而百无聊奈，产生度李如年之感，却反过来说成是春李惹恨，把恨引长，其立意就更新奇，遣词就更有深意。
人们在心烦意乱、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迁怒他人或迁怒于物。可是，诗人把愁恨责怪到与其毫不相干的东风、春李头上，既怪东风不解把愁吹去，又怪春李反而把恨引长，这似乎太没有道理了。但从诗歌是抒情而不是说理的语言来看，从诗人独特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来说，又自有其理在。因为：诗人的愁，固然无形无迹，不是东风所能吹去，但东风之来，既能驱去严寒，使草木复苏，诗人就也希望它能把他心中的愁吹去，因未能吹去而失望、而抱怨，这又是合乎人情，可以理解的。诗人的恨，固然不是春李所能延长或缩短，但春季来临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在诗人的感觉上，会感到李子更难打发。张华《情诗》“居欢惜夜促，在戚怨宵长”，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诗“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李即知长”，所写的都是同一心理状态，表达了诗人主观上的时间感。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诗人抱怨春李把恨引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诗的语言有时不妨突破常理，但又必须可以为读者所理解。也就是说，一首诗可以容纳联想、奇想、幻想、痴想，却不是荒诞不经的胡思乱想；诗人可以自由地飞翔他的想象之翼，却在感情的表达上要有可以引起读者共感之处。这首《春思》诗，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