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这首咏物诗，为古代咏牡丹的名作。
“艳多烟重欲开难，红蕊当心一抹檀。”诗的开头两句是说：牡丹花在园中蓓蕾初放，光彩照眼，然而雾气笼罩着它，似乎难得开大；就开放的花朵来说，花瓣一片粉红，当小包着深红的花蕊，十分好看。这两句是总体上写牡丹的外观。诗人不完全限于对其外形、色彩的刻画，而是置之于自然环境之中，写它给人的直觉印象。它颜色鲜亮，富有光艳，却被一层云气包裹，如轻纱中的美女，更具诱人的魅力。
“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前句是写瓶中的牡丹；后句是写插在美女鬓上的牡丹。醉眼所见及镜中所映，皆有失于真。在那些富贵公子、千金小姐们看来，这牡丹能在他们的金瓶之中、云鬓之上，真算得“富贵花”、“花中王”了，而实际上，这却并不合于花的本性。
“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当庭始觉春风贵”，这一句是写庭院中的牡丹。是说只有种在庭院之中，才能显出它的魅力，竟至使得春风更惬人意，使得春天真正显示出它动人的容貌。古人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蝴蝶可以显示春风的婀娜美妙，牡丹花就更是这样。“带雨方知国色寒”，则是写雨中的牡丹。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因其本身的花繁朵大，色彩艳丽，并非由于上了富贵人的金瓶、绿鬓。它不但能使大自然更美，而且也只有在自然的变化中，才能显示出多种姿态和良好的气质。在门阀观念严重的唐代，“寒”总是同“微”联系在一起，然而，“寒”同时也可以显出严峻刚强的秉性。经一阵雨洗风摇，碧叶更见苍翠，红瓣更见鲜艳，那条条枝茎，也显示出铮铮硬骨。“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这两句写出了牡丹的刚强品质与不凡气度。但是，这两句的深意，只有在同“公子醉归灯下见，美人朝插镜中看”的比较中才能体味出来，“始”、“方”二字，便透露了诗人一反一正进行比较的用意。然而，意思的转折方面，又十分自然；如一般地去看，中两联四句是排比写牡丹在瓶中、鬓上、庭院、雨里四种情况下的状况，细心体味，又含着正反两层意思。
“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栏杆。”是以美人杨贵妃为喻（杨玉环为女道士时曾号为“太真”）。这两句是写牡丹经过一天日晒，如同娇轻慵懒、弱不禁风的美女。不过，这两句诗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引起人们对李白《请平调》三首的联想。李白的诗是唐玄宗同杨贵妃赏牡丹时奉旨所作，后两首即将牡丹与杨贵妃联系起来，“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罗隐诗的末两句，扩展了李白诗作的联想范围，使读者从时间的、历史的座标去认识牡丹的美艳绝伦。
此诗写牡丹之美，而不限于花叶的描绘，一方面着眼于牡丹的生活环境，另方面着眼于对它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这二者的结合，使得诗中所写似乎并非纯粹的花，好像还表现了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一联概括地写其给人的直觉，末一联以美人为喻，前后照应。当中两联似为排比地写了牡丹的四种生活环境，而实际上是正反两种境遇，细致品味，意蕴无穷，令人想象无限。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只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石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像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只有高枕而卧，因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石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其言外之意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石”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石”，哀伤石世，不能讲作忧愁的石候。最后一联是说自己想回北方却未能成行。“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诗句。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石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768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详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八首》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糊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理解这两个“实”字的前提是弄清楚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杜甫此句必须联想宋玉的《招魂》，就才能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鉴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这个“实”字容易理解。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王士祯的山水诗在清代堪称绝唱，是其神韵风格的典型和标范。然而他的田园诗作品也别具风神。这类作品数量上虽然不及山水诗多，其地位却不可低估。其实王士祯正是从描绘家乡的风光起步，开始他的创作道路的，乡村题材的创作蕴含了渔洋对故乡山东新城的热爱和童年生活的追忆。由于这种种原因，他的田园诗往往具有一种虚实相融的特点，景外之意颇多，当然这又成为神韵风格的某种体现了。
全诗纯用白描，一般人们称诗歌的简笔勾勒为白描，其实白描正可分为泛写和特写两种。
“十里田田荷芰风，渔舠如叶出花中。”是泛写作者所见之景。时值初夏，湖面一片丰满硕大的荷叶，中间簇拥着无数清香四溢、亭亭玉立的荷花，一阵风过，荷叶轻摆，仿佛掀起一层厚厚的碧色波浪。“田田”一词在西汉乐府中就有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除非你亲眼见过江南的荷塘，否则难以想像它表现的那种荷叶相连相靠，自在自足的神境。“渔舠如叶出花中。”这句写湖中的小舟。高高的荷叶隐没了小船，不驶到近处，根本看不见。诗人用了一个“出”字，它把“莲花过人头”的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后两句则是特写。“鹅儿湖北烟初暝”黄昏时分，暮霭渐渐升起，湖面不觉转向暝色，此时天空尚残留着几缕红霞，霞光反折下来，湖面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红雾般的折光中。
“背指明霞几缕红。”一句写舟人动作最为传神，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舟人们正在交谈，其中一人用手指着天上几缕火红的彩霞。诗人在描写时，特别点出了动作的方位，意味深长。渔人们在捕鱼，并没有为欣赏彩霞而停手转身，背着身指是很自然的，这是其一。霞光四映，无处不有，看见身边的彩光，自可想像天上的彩霞，这是其二。其实渔人们对这幅美景早已熟悉，不用看就知道，知道了还是忍不住要赞美，这是其三。诗人在描写这个画面时，对这种生活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默契的程度，所以能抓住这最有韵味的动作，来精确传神地表现对生活的感受。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