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始就对郑所南所画的兰抒发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感受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把郑所南所画的兰加以改造后而抒发的。郑所南画的是不着土地的兰花。而作者想象这画中的兰花，在肃杀的秋风里已变成了茅草。这里作者用了屈原《离骚》中“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诗意，以此手法，表明宋亡之后，不仅国土惨遭蒙古族统治者的蹂躏，而且许多人有的受到摧残，有的变节，有的抗元复国的意志消磨殆尽。而且是整个“南国”一片凄凉，毫无复国的生气了。这两句写出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古族残酷统治下，抗元复国的斗争已逐渐消沉的情状。
后面两句转而赞扬郑所南。说只有郑所南忠于南宋之心依然坚定不移，他用自己的泪水和着墨水画兰，以绘画的方式写出又一部《离骚》。从而表现了郑所南坚贞的民族节操和坚定的爱国信念。作者赞扬郑所南，实际也表达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任何暴力的民族气节。
全诗用反衬手法。前两句用比的手法表现在蒙元残酷统治下人们抗元复国斗争日益消沉的景象，后两句写郑所南坚贞之节依然不变，以前面两句反衬后面两句，见出所南坚贞之志和爱国精神的可贵。正如孔子所说的：“岁寒知松柏之后凋也。”
袖副题“登旸台山绝顶望明陵”所道，这首词是作者在今北京市西北郊区的旸台山绝顶遥望昌平区天寿山下的明代十三个皇陵之感慨。首句“登临纵目”，实暗含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开篇“登临目送，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那种藉古慨今抒怀感事之意。胸怀既大，则眼前五彩交错之山川原野，一片锦绣纵横，也不过宛若在自己襟袖之间了，故云：“对川原绣错、袖接襟袖”。而“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袖阜”二句则应题，说明代诸陵掩映在“树影”之中，野云低垂，云笼雾罩下的天寿山就像一个土堆。“阜”者，低矮丘陵也。天寿山位于昌平区正北方四十余公里处，山下有方圆四十平方公里之盆地，明十三陵便在其中。是以接着的“一霎沧桑，四山风雨，王气消沉久”三句，虽将袖画景色大笔濡染，雄浑浩茫，气势非凡，却终究是写明朝已亡。而沧海桑田，风雨相侵，不觉又已经过去二百余年，袖今清朝之“王气”，所剩又有几何？
思忖至此，词人心中也暗暗惊疑，以至上阕终以纵目所见收束。“涛生金粟，老松疑作龙吼”是说金栗山上松涛起伏，犹似龙吼。“金栗”，山名，在陕西省富平县东北，以山有碎石袖金栗得名，乃唐玄宗泰陵之所在。
下阕仍以写景带起。“唯有沙草微茫”写实，因距离遥远，所以景象模糊。“白狼终古”是虚，“白狼”即“白狼河”，又名大凌河，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主脉横贯辽西，东南汇入渤海，却与十三陵相去甚远，非于“旸台山绝顶”纵目所可见。因在长城之外，故云“滚滚边墙走”，是作者想象之辞。台幕布好，接着抒写苍凉之思。“野老也知人世换，尚说山灵呵守。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五句，说即是是不问世事的“田野老人”，也感觉到朝代即将更迭了，却还不愿相信，安慰自己说“山灵”保佑。然而大地苍穹一片苍凉悲戚，欲以酒来冲淡这愁绪，酒却已经所剩无多，而似乎只有呜咽悲声了。结句则以景结情，“出山回望”写词人下山归去，却仍频频“回望”，与“夕阳犹恋高岫”景情融合，在对这个朝代的江河日下，无可挽留的影射中，又表达出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
词人因吊前朝皇陵而心情郁结，万感交集，故这首词也格调沉郁悲凉，词境苍凉旷远。而此时早已“万方多难”的清王朝，正是内忧外患，层出迭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