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尽说江南好”，是与《菩萨蛮》组词第三首《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对应的，这里要注意的是他所写的“人人尽说”，这其间所隐藏的意思是自己并未曾认为江南好，只是大家都说江南好而已。下面的“游人只合江南老”，也是别人的劝说之辞，远游的人就应该在江南终老，以前王粲《登楼赋》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江山信美，而不是我的故土，我也不愿久留，中国还有句老话：“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而韦庄这两句词，似直而纡，把怀念故乡欲归不得的感情都委婉地蕴藏在这表面看来非常真率的话中了。“只合”，合者，该也，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对韦庄说他就该留在江南终老，在江南他是一个游人客子，而却劝他在江南终老，那一定是他的故乡有什么让他不能回去的苦衷，所以才敢劝他在江南终老。因为韦庄是在中原一片战乱中去江南的，当时的中原如同他在《秦妇吟》中所描写的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才敢这样劲直的劝他留下来。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特色，就正在这表面率直而内里千回百转的文字中得到充分体现了。
下面则是对江南好的细写，说江南确实是好的，“春水碧于天”是江南风景之美，江南水的碧绿，比天色的碧蓝更美。“画船听雨眠”是江南生活之美，在碧于天的江水上，卧在画船之中听那潇潇雨声，这种生活和中原的战乱比较起来，是何等的闲适自在。
更进一步，江南又何尝只是风景美、生活美，江南的人物也美，“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垆，一作“罏”，又作“鑪”，是酒店放置酒器的地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鑪”。江南酒垆卖酒的女子光彩照人，卖酒时攘袖举酒，露出的手腕白如霜雪。
这几层写风景、生活、人物之美，不能要用庸俗的眼光只看它表面所写的情事，而要看到更深的一层，他下面的“未老莫还乡”，这么平易的五个字却有多少转折，佛经上说“才说无便是有”，说“莫还乡”实则正由于想到了还乡，他没有用“不”字，用的是有叮嘱口吻的“莫”字，细细地品味，就应该联想到陆放翁的《钗头凤》“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那一连三个“莫”字所道出的一片无可奈何之情是极为深婉而且沉痛的，韦庄词此处的“莫”字，也表现出了一种极深婉而沉痛的情意，说“莫还乡”是叮咛嘱咐的话，是他想还乡，而却有不能还乡的苦衷，“还乡”是一层意思，“莫”是第二层意思，又加上“未老”二字，是第三层意思，因为人没有老，在外漂泊几年也没有关系，王粲《登楼赋》说：“情眷眷而怀归。”人到年老会特别思念故土。韦庄词似达而郁，五个字有三层意义的转折，表面上写得很旷达，说是他没有老所以不要还乡，而其中却是对故乡欲归不得的盘旋郁结的感情。后面他说“还乡须断肠”，这正是别人之所以敢跟他说“游人只合江南老”的理由，因为他回到那弥漫着战乱烽火的故乡，只会有断肠的悲哀。到这里再回头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就会明白陈廷焯赞美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理由了。
吴激的这首词，通篇借用唐人诗句借景抒情，笔姿盘旋空灵、唱叹有情。当然也必须有一两句实写，才不致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因此，过片几句推出前面对暗示的”商女“形象：“仙肌胜雪，宫髻堆鸦。”这两句描写不只是单纯写这位歌姬之美貌，而是从她的容颜梳妆，勾起了词人对北宋故国旧事的回忆和怀念。所以词人抚今追昔，而有“恍然一梦”之感。
昔日皇家女子，今朝却是市井歌妓，这个反差太强烈了，不禁又触发了词人故国之身悲，身世之同感。吴激想自己如今羁身北国，“十年风雪老穷边”（刘迎《题吴激诗集后》），自己和这位歌女不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么？这自然使他想起当年白居易于浔阳江头夜遇琵琶女的情景，想起白居易的悲叹：“同是天涯论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吴激在《人月圆》的结尾三句融合白居易的诗意境，借意抒怀，把自己和这位歌姬，比作白居易之于琵琶女了。
北宋中叶以后，填词渐趋工巧，隐括前人诗句填词蔚为风气。贺铸、周邦彦、陆游、吴文英等人都擅长此道。而其中吴激这首词将古人诗句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如自其口出，能以人巧与天工相吻合，不愧是一首成功的“隐括体”。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此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风格清丽，充满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全诗八句，前六句写往“访”，重在写景，景色优美；末两句写“不遇”，重在抒情，情致婉转。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首联是说，隐隐的犬吠声夹杂在淙淙的流水声中，桃花带着几点露珠。
诗的开头两句展现出一派桃源景象。首句写所闻，泉水淙淙，犬吠隐隐；次句写所见，桃花带露，浓艳耀目。诗人正是缘溪而行，穿林进山的。这是入山的第一程。宜人景色，使人流连忘返，且让人想到道士居住此中，正如处世外桃源，超尘拔俗。第二句中“带露浓”三个字，除了为桃花增色外，还点出了入山的时间是早晨，与下一联中的“溪午”相映照。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颔联是说，树林深处，常见到麋鹿出没。正午时来到溪边却听不到山寺的钟声。
颔联写的是你是诗人进山的第二程。诗人在林间小道上行走，常常见到出没的麋鹿；林深路长，来到溪边时，已是正午，是道院该打钟的时候了，却听不到钟声。这两句极写山中之幽静，暗示道士已经外出。鹿性喜静，常在林木深处活动。既然时见鹿，可见其幽静。正午时分，钟声杳然，唯有溪声清晰可闻，这就更显出周围的宁静。环境清幽，原是方外本色，与首联所写的桃源景象正好相衔接。这两句景语又含蓄的叙事：以“时见鹿”反衬“不见人”；以“不闻钟”暗示道院无人。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颈联是说，绿色的野竹划破了青色的云气，白色的瀑布高挂在碧绿的山峰。
颈联写的是诗人进山的第三程。从上一联“不闻钟”，可以想见诗人距离道院尚有一段距离。这一联写来到道院前所见的情景——道士不在，唯见融入清苍山色的绿竹与挂上碧峰的飞瀑而已。诗人用笔巧妙而细腻：“野竹分青霭”用了一个“分”字，用来描画野竹、青霭两种近似的色调汇成一片绿色；“飞泉挂碧峰”用一个“挂”字，显示白色飞泉与青碧山峰相映成趣。显然由于道士不在，诗人百无聊赖，才游目四顾，细细品味起眼前的景色来。所以，这两句写景，即可以看出道远的一片净土的淡泊与高洁，又可以体会到诗人造访不遇，怅然若失的心情。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尾联是说，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我不由自主的靠着几株古松犯愁。
结尾两句，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从侧面写出“不遇”的惆怅，用笔略带迂回，感情亦随势流转，久久不绝。
此作的构思并不复杂，它写诗人的所闻所见，都是为了突出访道士不遇的主题。全诗辞句平易自然，纯用白描，景美情深。当然，并不是说李白这首诗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后期比较成熟的诗作，都写得十分洒脱、酣畅、飘逸、雄浑，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豪气。而他这首诗，在这方面的特点还不够明显，还不够浓郁。这说明此作还带有他早期作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