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约公元1341年前后在世)字思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初前后在世。少时,负才不羁,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后还富春山,混迹僧人中。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变姓名为佛家奴,周游四方,不娶妻,不返乡里。后到杭州,寄食报国寺,终日书不离手,以老终身。宪著有《玉笥集》十卷,常携此集自随,卧则以之藉首。《四库总目提要》评称其作“磊落肮脏,豪气坌涌。” ▶ 205篇诗文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这首通过写重阳节挂茱萸香坠儿的习俗抒发主人公的愁怨。词的内容中有对往昔重阳节的回忆,有对眼前处境的感慨,更多的是悲愁离恨。
上片开端“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两句写秋光渐去,而作者又没有能力挽留,而“满阶红叶”自然也唤不出“霜叶红于二月”的喜悦。句末的“暮”字,既写出了时光变化,又写作者心情黯淡,细味其内涵,又有慨叹自己光阴虚掷,又经一年之意。下接“又是”,一个“又”,透露出作者独处已非一年。重阳佳节,登台临谢,当是当年作者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时节和地方,可今年,恐怕是“追插茱萸少一人”,只能独自登临。
下片再写暮秋景色,“菊花”是近观所见,“晚烟”一句写远望所及,形成一幅晚秋烟雨图画。结两句从听觉写,又闻新雁咽寒之声,雁是候鸟,一年一来回,照应了首句“秋光留不住”。在这嗈嗈雁声中,作者不禁想到自己无人作陪,只有“愁恨”相伴,而且年年如此。词在情景交融中结束了,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
这首词通篇以写景为主,从“满阶红叶暮”到“晚烟笼细雨”,上下片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词谱》所载《谢新恩》的词虽然不止一种,但很少见像这首这样用仄韵的。刘继增《南唐二主词笺》注曰:“此阕不分段,亦不类本调,而他调亦无有似此填者。”所以历来对这首词分段和断句的异说颇多,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