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约公元1341年前后在世）字思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初前后在世。少时，负才不羁，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后还富春山，混迹僧人中。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变姓名为佛家奴，周游四方，不娶妻，不返乡里。后到杭州，寄食报国寺，终日书不离手，以老终身。宪著有《玉笥集》十卷，常携此集自随，卧则以之藉首。《四库总目提要》评称其作“磊落肮脏，豪气坌涌。” ▶ 205篇诗文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开头两句就写得很别致。韩愈的《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为之立传，还说它受封为管城子。作者不明说自己靠着一支笔杆子立身处世，既升不了宫，也发不了财，而是精心选择了四个本无关联的典故，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到一起，构成了新颖奇特的联想。笔既然称“子”，就可以食肉封侯；钱既然称“兄”，也就能够写绝交书。他将自己富贵无望的牢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非但不显得生硬，还产生了谐谑幽默的情趣。
三四句承上作进一步阐述，将自己未能博取功名富贵的原因归咎于文章无益于世，表面看来是自责，实际上以反语暗指文章不为世人赏识，在自嘲中寓有自负的意味。丝窠缀露珠，用清晨缀附于蛛网上闪闪发亮的露水珠子，来比喻外表华美而没有坚实内容的文章。构想新奇动人。
五六句转入当前仕宦生活的自白。这两句诗不单纯是记实，同时也在用典。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家子弟大多没有真才实学，却担任了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官职，以致当时谣谚中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即秘书”的讽刺语。这里套用成语，说他受任校书郎、著作郎的职位，也跟梁代那些公子哥儿们一样，仅能登上车子问候别人身体如何罢了。诗意表面上说他尸位素餐，其实是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场生涯的不满。
仕宦既不如意，富贵又无望，于是逼出了最后两句的追思。这是诗人在内心矛盾解脱不开的情况下所能想到的唯一出路。不直说退隐，却写对往事的追忆，也给诗篇结尾添加了吞吐含茹的风韵。
这首诗抒写不得志的苦闷，却采用了自我嘲戏的笔调，感情上显得比较超脱，而诗意更为深曲。不明了这一点，反话正听，把作者真看成一个对功名事业毫不婴心的人，则会误解这一诗篇。文字技巧上的最大特点是善用典故，不仅用得自然贴切，还能通过生动的联想，将不同的故事材料串联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意象，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这首词借孤雁的形象诉说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上片描写孤雁离群后不知道飞向哪里去，表示对失群的孤雁的深切同情。下片劝告孤雁在艰险的生活和凄凉的环境中姑且度过流水般逝去的年头。作者以怜悯之心注视并关怀着孤雁，这是对孤雁前途的担心，也是对自己无法改变悲惨命运的忧伤。
“碧尽遥天，但暮霞散绮，碎剪红鲜。”上片开首三句，描写碧空蓝天，晚霞满天的景象。天空一碧万顷，红色的晚霞鲜艳美丽，仿佛一块块剪碎的彩绸。此刻此景，却见一只孤雁飞向远方，引起词人的深思。
“听时愁近，望时怕远，孤鸿一个，去向谁边。”这四句，就点出了“孤雁”。她怕它飞近，听到它凄凉的叫声，令人肠断；她又怕它飞远，望不到它的踪影。这四句是词人的心理描写，表现出她对“孤雁”的命运的关怀，也反映了她内心的忧愁和惊恐，对现实的不安心态。
“素霜已冷芦花渚，更休倩、鸥鹭相怜。”同样是词人对孤雁的怜悯和关切；芦花洲边，白霜已满地，寒冷得很，这样冷酷的现实，要央求“鸥鹭”的怜悯和帮助，是不可能的。言下之意，现实是冷酷的，只有词人对“孤鸿”的命运是关怀的，是爱护它的。
“暗自眠，凤凰纵好，宁是姻缘。”还是暗暗自眠，不要存非分之想，凤凰纵然美丽、高雅，但却不能与之结为婚姻。言下之意，要“孤鸿”洁身自好，自尊、自强。这也体现了词人高洁的志向和对社会上世俗的不屑。
“凄凉劝你无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一个“劝”字，将上文作自然的过渡。上片词人的劝说，“孤雁”并无一言回答，它好像并没有留下的意思而与词人过“一沙半水”的艰苦生活，苦度流逝的岁月，而是远走高飞了。
“稻梁初尽，网罗正苦，梦魂易警，几处寒烟。”在稻梁寻找不到的情况下，狩猎者正在张下大网捕捉大雁，处处有陷阱，处处要提防，即使在睡梦之中，也要警惕。“几处寒烟”是描写“孤鸿”生活的环境，四周是湖沼地，水雾迷茫，寒气逼人。这充分描写出现实的恐怖以及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也表现了词人对“孤鸿”的深切关心。
“断肠可是婵娟意，寸心里、多少缠绵。”上片里的叮咛也好，下片开始的劝说也罢，到了这一行双卿的心还是不死，意还是不平，还是要怨恨、伤情。
“夜未闲，倦飞误宿平田”。贺双卿无愧为一位杰出的女词人，这首词自含蓄的笔调写起，不能忘怀的极度伤心几乎到了爆发的境地，然而在此词的结尾处，终于又回到含蓄中来。含蓄不是为了遮掩痛苦，而是让痛苦之深更加感人肺腑、撼人心魄。夜里得不到安静，疲乏了的孤雁竟昏沉沉落在了田地里。这一句是为了孤雁担心的，但是，这也正是作者对自己无法改变的悲惨命运的深沉忧伤。这是词人对“孤鸿”的深情厚意，她为“孤鸿”的凄清生活思念，也为自己的孤寂而悲痛。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