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约公元1341年前后在世)字思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初前后在世。少时,负才不羁,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后还富春山,混迹僧人中。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变姓名为佛家奴,周游四方,不娶妻,不返乡里。后到杭州,寄食报国寺,终日书不离手,以老终身。宪著有《玉笥集》十卷,常携此集自随,卧则以之藉首。《四库总目提要》评称其作“磊落肮脏,豪气坌涌。” ▶ 205篇诗文
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一封求救信。在信中,孔融叙述了好友士盛孝章的危因处境,呼吁曹操对他加以救助。信中引经据典,讲说道理,举了燕昭王招贤纳士的例子。把救助朋友与招揽贤才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全文感情真挚,语言恳切,词意委婉动人,十分感人。
孔融与曹操的关系可以说是始合终离的。开始,曹操拥戴献帝,定都许昌,邀请名流,并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孔融以为曹操可以辅佐皇帝,振兴汉室。他在此期间,对曹操寄予希望,有所赞扬,并常常推荐人才。后来,曹操专权之势严重,代汉之心明显,这自然使儒家正统人物孔融不能容忍。他原本对曹操存有戒心,任北海相时就觉得曹操“终图汉室”,所以“不欲与同”(《后汉书·孔融传》)。于是孔融公开反对曹操,常用嘲弄讥讽之辞,指责他规定禁酒、抑制豪强、滥杀无辜等。对此,曹操无法长期容忍,就在北方大局已定之后,虚构罪状,杀害了孔融。
文章第一段抒发感情,打动对方。作者是为盛孝章事而向曹操求援的,不过,他在开头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感叹岁月流逝不止,叙述彼此年有半百,以此缩短距离,密切关系。他又感伤知交零落,表示世上朋友难得,进而提出当时“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使曹操认识到这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视朋友尚存的机会。这样的铺垫显得自然亲切,有助于双方消除隔阂,沟通感情,也有助于文章叙说事理,达到目的。随后,作者叙述了盛孝章的艰危处境,说他被困在江东,受制于孙权,妻丧子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并强调如果“忧能伤人”,那么盛孝章就不能达到较长年寿。所言不仅具体形象地展现人物的悲惨境遇,显出救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点明忧伤危害朋友的身心健康,自然形成动人的感情力量。这就使曹操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不得不考虑救助之事。
第二段论述道理,说服对方。文章谈论交友之道,引经据典,阐明大义。它先指出:“《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这里借用桓公之事,说明曹操应该迅速营救盛孝章,。果他置之不理,就要像桓公不能救邢那样,自感羞耻。接着文章点明盛孝章具备才能,很有名望,堪称“丈夫之雄”,尤其是天下善于谈说议论的人,都要依靠盛孝章来宣扬自己的名气。所言既强调这样的杰出人物是十分难得的、非常有用的,又表明曹操要是救助人才就可使自己声名远扬。显然,这对渴望招致贤能、成就大业、发扬声名的曹操来说,是正合心意的。在称赞盛孝章的同时,文章再次提到他处境的岌岌可危,“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这是以形象而对偶的语句突出事态的严重性和救人的迫切性,希望曹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立即采取援助行动。然后,文章郑重指出假使曹操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使像盛孝章这样的人物身处逆境,生命垂危而无人营救,那么“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所言涉及孔子和朱穆有关交友之道的言论。孔子曾教导学生应该善于择友,同正直的、诚实的和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同阿谀奉承的、两面三刀的和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朱穆因感叹东汉世风浇薄,不讲友道,就写下《绝交论》以示讽刺。作者提到他们的交友之言,就是要曹操通过救助盛孝章的实际行动来发扬友道。尽管字里行间不无逼迫之意,但是言而有据,论之成理,深刻认识到援救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救则是违背大义的。这是从当时曹操想大有作为又掌握政权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对此,曹操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在详论交友之道的基础上,文章自然写出作者的建议,恳请曹操“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认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孝章可致,友道可弘”。这里文笔轻松,显出意义极其重大,而办事易如反掌,自然会使曹操产生救援的念头。
第三段展示美景,吸引对方。在前面劝说曹操弘扬友道、解救人才后,文章着重分析为国求贤的问题,进而援引史实,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明主爱才、群贤毕至的大好局面。它先批评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的不良风气,直言有人对盛孝章的非议纯属诽谤,别有用心,以此防止曹操可能听信流言,产生误会。它又再次提到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确实是当今名士贤才,任何诽谤都无损于他的人品与才能,这就使曹操出面救援的想法更加坚定。文章随后强调曹操面临国家即将灭亡之际,正在从事“匡复汉室”的大业。“正之之术,实须得贤”。要使社稷得以维系和生存,首先就要吸收大量的贤能之士,让他们能够发挥才能,帮助朝廷,克服困难,治理国家。当务之急就是救助盛孝章,只有这样,才能招致贤才。在治国需要贤能帮助、曹操应该救援人才的说理过程中,作者泼墨如云,多用比喻,联系史实,展开论证,充分表现了人才会集、事业兴旺、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书信谈到古代国君重金买骨和燕昭王尊敬郭隗的事情,文章指出古代国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言下之意是即使盛孝章不是杰出人物,但是招致他来,可以获得好士的美名,并使更加优秀的人才纷纷来归。文章又指出“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所言认为只要像燕昭王修筑宫台、尊敬郭隗那样,怀有招贤纳士的真诚心意,天下贤者就必将心悦诚服,接踵而至,献策出力。文章进一步强调历史上由于燕昭王真心求贤,“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而现实中如果能重视、帮助和录用人才,也就会重现过去这种人才共同为国效力的鼎盛景象。作者有意描述这样的景象就是要吸引曹操,让他明确营救一个盛孝章是大有好处的。会使众多的贤能前来效力,这是天赐良机,应该及时把握,不能失之交臂。这样的景象确实也是曹操非常向往、梦寐以求的,因此,他会把救援想法付诸行动的。在正面论述好士所得到的切实利益后,作者笔锋一转,折入反面推理。“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形象的论述和自然的用典充分说明了不救助人才的严重后果,也对曹操的救援行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全文结语言简意赅,表明所述之事是曹操所熟悉的,而叙述的原因则是“欲公崇笃斯义”,希望曹操能重视交友求贤之义。
这篇文章充满感情,富有气势,而且论证有力,用事贴切,比喻形象,对照鲜明,骈散相间,行文变化自如,语言丰富精美。它取材广泛,要点突出,字里行间体现出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才的爱惜。文中提到《春秋传》的记载、孔子与朱穆的言论、古代国君和燕昭王的事例等,或引用,或证明,或深化观点,都是为文章主旨服务的。这样广征博引,就使文章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也使所揭示的交友求贤道理建立在典籍和史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表现的自然信服。孔融的文章很能代表建安前期的特点,胆大气盛,放言无忌,才气横溢。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才略》),文章“气扬采飞”(《章表》)。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该诗前两句泛叙相州百姓迎接“汉官”的场面,后两句专叙“白头翁媪”拜见使者的情景。这首诗采用了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亡国之痛,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首诗的表现手法是通过描写迎接汉官的场景,表现了金国统治下宋室遗民浓烈的故国之思。
“连衽成帷迓汉官,翠楼沽酒满城欢”,是广泛地叙写相州百姓自发地在翠楼附近成群结队欢迎“汉官”的感人场面。人们争相迎接故国使臣,衣衫相连宛若一道帷幕。他们把南宋使臣当做故国的象征,满城争看跪拜,沽酒欢庆。满城上下但见群情欢腾。然而,从一片欢腾的气氛中,又让人感受到了相州汉族百姓心中的那一份哀怨悲痛之情。
“白头翁媪相扶拜,垂老从今几度看”,则是专门地叙写“白头翁媪”拜见使者的情景。这些满头白发的老人,都已经年近古稀,今生今世没有几次机会再能看到宋朝派来的使臣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使臣是代表皇帝的,看到大宋王朝的使臣就如同看到了大宋王朝的皇帝,就如同回到了故国的怀抱一样。正因为如此,这些老人才不顾年迈体衰,互相搀扶着,纷纷向翠楼涌来,参加盛大的欢迎仪式,表达不忘宋朝的一片忠心。
诗人用盛大的欢迎场面、“相扶拜”的生动细节和“垂老从今几度看”的沉痛语言,把沦陷区汉族人民在金国统治者监视下未必敢公开表露的怀恋故国之情和盘托出,同时也含蓄地流露出对南宋当局不图北伐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