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约公元1341年前后在世)字思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初前后在世。少时,负才不羁,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后还富春山,混迹僧人中。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变姓名为佛家奴,周游四方,不娶妻,不返乡里。后到杭州,寄食报国寺,终日书不离手,以老终身。宪著有《玉笥集》十卷,常携此集自随,卧则以之藉首。《四库总目提要》评称其作“磊落肮脏,豪气坌涌。” ▶ 205篇诗文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
这首词每两句都是反复回文。“雾窗寒对遥天暮”,从最后一个字“暮”倒着往前读,就是下一句“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倒过来也就是下一句“鸦啼正落花”,这就是回文诗的一种。一般的选本里很少会选这首词,原因很简单:这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和深刻内涵在里边。这道理是完全正确的,回文诗大多都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就像厨师雕刻出来的一朵精美绝伦的萝卜花,无论多漂亮,也只是正餐旁边的一个装饰。但是厨师愿意去雕刻萝卜花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要让整桌菜卖出更贵的价钱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炫技。这是人的天性,如果掌握了高于常人的技术,总忍不住会拿出来卖弄卖弄,没机会卖弄的话,在受到环境的刺激后,就会“技痒”。
从词的作法看,上片布景,下片说情,或者叙事、造理,这是宋词基本结构模式。回文体的歌词,大体上亦依此模式填写。上片的相关物景,包括雾窗、暮天,花落、鸦啼,经过回环往复,变而成为窗雾、天暮,落花、啼鸦,其实际项目并不曾添加。下片通过人物形态的转换,叙说故事。其之由窗罗、瘦影,风翦、红丝,变而为罗窗、影瘦,翦风、丝红,同样也不曾添加。无非是一位女子,于花落、鸦啼的背景下,通过风翦、红丝及翦风、丝红的变换,以展现其婀娜多姿的身段而已。这就是回文的奥秘。
这首词描摹的是眼前风物,虽然意义不大,但是依旧不失隽永别致。从中更可看到词人娴熟的文字技巧。
这首词载于《敦煌曲子词》中,此词上片写船夫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舟中人行船所见。全诗篇幅不长,却多变化,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
起首“五两竿头风欲平”,是说原先船停泊在避风的港湾,好容易从候风器测知风向。五两,古代候风器。楚人候风器用五两鸡毛制作而成,悬挂在五两竿头,借以窥测风向和风力。李白有《送崔氏昆弟之金陵》诗“扁舟敬亭下,五两先飘扬”可证。风欲平,谓风力转弱,是为风向改变的前兆。复以“长风举棹觉船行”紧承上句。长风,大风,此指顺风。举棹,打桨。顺风挂帆,又是打桨。“觉船行”,着一“觉”字,其费劲缓慢可想。“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船到江上,不需举手之劳而船在乘风破浪,顺利行进。
换头“船眼风光多闪灼”,波光明灭,闪烁不定。不说船行进的快速,而以“看山恰似走来迎”,化静为动,着重写出船行山迎相对运动的感觉。山,原本岿然不动,由于舟船行驶,映入舟中人眼帘的是仿佛山在迎面走来。这种疑动式是由视官造成的心理错觉。审美主体赋予静止的审美对象以动感,可以增强诗词展现的画面的趣味性。这在古典诗歌中用得较多,比如梁元帝萧绎《早发龙巢诗》:“不疑行舫动,唯见远树来。”庾肩吾诗句也有“只认己身往,翻疑彼岸移”(《随园诗话》卷三引)。李白《望天门山》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句。这些都是描写一种疑动的境界。但,在曲子歌辞里却并不多见。而此篇写得又早,弥觉可贵。煞尾又说:“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兜底点破,未免失之过于直露。
这首词上片写启航、扬帆的经过,下片叙行船所见。乍看起来仿佛纯在写景,只字未及船夫的心情。其实不然。诗贵含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载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语:“情在词外曰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借物达意,深文隐蔚,馀味曲包。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它借助行船及舟中人所见情景的生动描画,以轻快的节奏,传达出船夫愉悦的心情。押韵自由,“行”字韵重复又重复,却又非独木桥体,这是早期民间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