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约公元1341年前后在世）字思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不详，约元惠宗至正初前后在世。少时，负才不羁，慕鲁连子为人，不治产业，誓不娶、不归乡里，故年逾四十而犹独居。至正甲午（1354），以布衣上书辩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军之上。出奇料敌，言一一中表。为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1355）春，冦复陷常、湖，又以书干苗部总兵，不能听，辄去。后还富春山，混迹僧人中。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变姓名为佛家奴，周游四方，不娶妻，不返乡里。后到杭州，寄食报国寺，终日书不离手，以老终身。宪著有《玉笥集》十卷，常携此集自随，卧则以之藉首。《四库总目提要》评称其作“磊落肮脏，豪气坌涌。” ▶ 205篇诗文
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入联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杜甫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清代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象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死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