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纯是民歌体的一首诗，题目即由乐府古辞《休洗红二首》而来，而且从音调、字句上都仿拟《休洗红二首》的第一首（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承用其岁月易逝、红颜易老之义而以“休洗红”起兴，转而以少妇送别的口吻，最后以喻作结，嘱咐恋人功成名就后早日归来，不要一去不返，久负芳容，语浅而情深。
“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红纱绢洗得次数太多，难免褪色；红颜相思太久，自然憔悴。此处用比兴的手法说明岁月消磨，红颜易老，要珍惜青春时光。
“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以女子口吻写其送别之际嘱托男子功成名就后及时归来，不要如离弦之箭一去不返，使自己独守空闺，坐愁红颜老。这两句纯属生气灌注的活泼口语，语意浅近如话，比喻新颖贴切，晓畅自然，通俗易懂。
全诗使用了比兴手法，节奏明快，言短情长，语重心长，在叮嘱的话语中，既有嘱托，更有深切的期盼，深深地揭示出少女对情人深切的爱情，感情纯真，极富意趣。但全篇都是女郎送别的口气，虽然想象丰富，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摹拟仿制的痕迹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本首诗主要是写相思乃因离别而生。
人生总是多离别，门外系着青骢，城外飘着轻舟，都是令离人万般无奈之景。于是，诗人痴情地想，既然人力无法消除分离，可以借助天公来阻止离思。
《琅环记》云：“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氏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乞愿风儿都作“石尤”，以阻遏行舟，也不是什么新鲜意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即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但此诗依然让人感动，这主要是基于祝东风到处作石尤的祈愿，建筑在本人对“离愁”无奈的基础上。“苦向”东风祝祷的“苦”，不仅仅有对别情的恼恨与无奈，更含有清醒地认识到祝祷本不会生效的哀伤。明知不生效却还要祝祷，与明盼不分离却又不得不分离一样，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努力。这同样是既清醒又浑茫的心绪，是理智与感情的交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浑一。他又分明怀有不甘现状的苦苦求索；他又分明意识到人生到处是“无奈”的羁绊。既想挣脱，又明知无法挣脱，不得不品味人生的苦酒，又不甘愿驯顺地接受生活的安排。这种两难处境，或曰对人生现实与理想难以统一的清醒认识与苦苦追求，是诗人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自身的内在矛盾，大大增添了诗作内容的丰厚与感情的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