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别具情趣的写景小诗。小路上花团锦簇，长满花朵的枝条被压得低垂下来，花瓣之上是流连忘返的彩蝶，它们围绕着花枝翩翩起舞。从这里，我们嗅到了浓郁的花香。花旁的小路上，有清脆啼鸣的黄莺，它们活泼自在的神态，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诗人用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全诗语言充满了口语化色彩。读起来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而诗人在春天所感受到的由衷的快乐跃然纸上。
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
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
“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
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啭。恰恰为象声词，形容娇莺的叫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听觉形象。时时、恰恰为叠字，既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又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惟妙惟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本诗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都下送辛大之鄂》完全一样。
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
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