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遗留下来的诗一共三首，其中《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流传程度较广。这首《自题像》与两首菊花诗相比，名气就小得多了。甚至有很多人怀疑这首诗究竟是不是黄巢本人的作品。
据说黄巢本人后来战死疆场了，但也有传说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洛阳做了和尚。从这首诗来看，他没有战死，后来削发为僧了。如果真像民间传说那样，这些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遁入空门，其人生感触一定非寻常人所能及。比如像这首诗的头两句，“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既表明了黄巢曾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戎马倥偬岁月，又显示了他后来静如止水的僧侣生涯，其鲜明的对比，令人感慨。尤其是“天津桥上无人识”这一句，生动地描述了英雄迟暮那种无可奈何的苍凉和悲哀，令人叹息。但笔锋一转，“独倚栏干看落晖”一句，又悠然刻画了一种“人生韶华短，江河日月长”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原题注：陶毅《五代乱离纪》云：巢败后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题诗，人见像，识其为巢云。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此词具有一种潜在的思想力量。上片称赞严子文侍女不同流俗，才貌出众，频频发笑，满座粲然，不断带来欢乐和活力。首句用吴语“侬”称呼侍姬，所谓“吴侬软语”，想必这一位侍姬是吴人，“侬”是她的家乡话。作者用“桓彝嵚崎历落”这个典故来形容侍女，这就等于说这位叫“笑笑”的侍女，竟是一位杰出不群的值得钦佩的伟丈夫式的人物。这作为对一个侍女的歌颂，确实有点不伦不类。这当然不是作者没词了，不懂得用典而胡乱比附。以他这样一位写起词来“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的大家，不可能不懂用典，更何况他“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为女人作艳语，原也当行。那么就只有从文字的本意来理解了。这就是说笑笑一定有其不凡之处，所以作者才会许之以如茂伦那样的嶔崎历落，可钦可羡之人。古时侍姬，固多不凡。如张愔之关盼盼，石崇之绿珠，但那还多是忠于故主而已。而这里的笑笑，可惜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其主既未故，那无妨反求之于辛弃疾所钦羡的事物。辛弃疾此时在建康作一行政之副职，且是“添差之员”，形同虚设。以如此之壮年，抱一腔热血而来的盛气之英雄，仅给这样一个冷板凳坐，其心情之抑郁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他在这同一时期作的《满江红》中就说：“笑人世苍然无物。”他对于主和派掌权的这个朝廷，认之为无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满朝公卿将相视之为“无物”的辛弃疾，却以“嶔崎可笑”许一侍姬，以这些猥琐的须眉作衬，则红粉之磊落也就非常形象、可以感触的了。
下片写笑笑的颦笑。她“歌笑颦时还浅笑”，让人舒心；“醉逢笑处却轻颦”，使人清醒。南宋小朝廷是一个萎靡世界。在这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歌时应当是痛苦的，但这还是一般的感情。而她却于痛苦中反要浅笑。这不是写她麻木不仁，不是写她纵情欢笑，而是说她在本来笑颦之处，却发出了“浅笑”。这就透露了她这笑含有凄伤之情。这无法或不屑纵声的“浅笑”，只能是嘴角那苦苦的一撇，是冷然的微哂，是笑笑不得之强颜。总之它是内心痛苦之极的一种反态。长歌当哭，它是比哭更凄惨得多的。是以当别人快乐地喝醉了酒，作出种种丑态时，她却又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一股讨厌鄙弃之情溢于眉宇。这一颦一笑之间，就把她那种高傲的秉性，活脱脱地写了出来。正如屈原之“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样，她是很有点不同流俗而别具慧心的。这两句词中也可以看出笑笑的杰出之所在。在那样的社会里，竟有这样一位不趋炎附势、不同流合污，反而很有点脱俗超凡的女子，的确令人高兴，无怪乎作者要由衷地赞叹她“宜颦宜笑越精神”了。颦其所颦而笑其所笑，是以曰“宜”。那么这个“精神”就不单是指她那一种女性的美的外露，而更是指她一颦一笑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辛弃疾对于这一种傲态的钦佩，无此傲态作为底色，则轻颦浅笑，都显轻薄，徒见其不“宜”了。那么由此可见：笑笑的颦笑，定与抗战派的思想感情合拍，这固然是当时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也不排斥她就是因坚持抗战而获罪以作奴婢的家属。因而她的见解很合乎辛弃疾的思想，所以才有“一笑坐生春”的感觉。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此家宴中高谈阔论，笑笑时发如花妙语，说得那样中听，有助豪情，使人感到周身舒畅。故此作者对于的“开口笑时频”寄予了那样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当此之时，酒酣耳热，小小天地尽是他们主战派的世界，更难得的是，红粉居然知己，所以就更感到她越笑越精神，她此时，已完全不是一个歌舞妓，而直是他不能不钦佩的嶔崎历落的大丈夫了。
这阕《浣溪沙》词虽是赠妓调笑之作，全篇俳谐有趣，但决不是纯粹的无聊文字，那怕是从仅仅不小瞧侍姬这类卑贱的小女子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不凡。他把一位侍女抬高到了这样高的地位，这就完全不是庸俗的捧角儿，而是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看得高于一切，用以衡量一切：谁不爱国，谁不维护国家的统一，虽卿相君主，他亦视为“无物”；而赞成国家统一的，则虽歌妓侍女，也可以许之为“嶔崎历落”之人。从这个侧面，令人又看到了辛弃疾对于祖国有着无比深挚的感情。也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使得他颠倒了对于大人物和奴婢尊卑的陈腐见解，从而具备了进步的立场。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此诗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抒发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最终以摆脱这种苦闷而展示出诗人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分三段，第一段为前四句。开篇”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两句，直接点出积郁于心的”惆怅“。这惆怅虽仅时而出现，但对积极进取、乐观豪爽的诗人来说，却也是非常严重的。为此，他正襟危坐，自夜至明，最后竟不得不用长啸声来加以发泄：”平明空啸咤！“然而，”啸咤“是无济于事的，只不过聊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而已，所以用了一个”空“字。”思欲解世纷“，用了战国时鲁仲连的典故。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之所以”惆怅“，原因是为了解除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中的矛盾和苦闷心情也是产生于这里。
诗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在积极用世和消极思想的对比之中进行多层次的交叉抒写。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诗的第二段。这一段共八句，在揭示诗人内心活动方面较之第一段更加深入具体。”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二句，上承”解世纷“作飞动的描写，用以状写理想与抱负的远大。这是正面的直抒。”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是反面的对比。就李白看来，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即使自己已年逾花甲，但也不能像伏生那样，老死于经文之中，于国于民毫无补益。这是一层。”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又是一层。这两句承上而言。如果自己不能乘风破浪，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那么，也应在国难当头之时，拔剑而起，为统一祖国而建立功勋。这是正面的发挥。”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又是反面的对比。
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把古人、友人与自己交织在一起来加以描写。这明显地体现在第三段，即最后四句里边。”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诗人用管仲、乐毅来比喻何昌浩，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怀抱。李白在诗中多次把管仲、乐毅作为自己仰慕和效法的榜样。最后”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二句表示，自己将跟何昌浩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而决不能像长沮、桀溺那样做逃避现实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