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承袭了《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全诗以对比的手法，抒发物是人非、今昔殊异的慨叹。
前四句是对比。同样是在八月十五的明月之夜，过去他在曲江杏园边赏月，曲江是京城长安的风景胜地，也是唐代的皇家御园，杏园在曲江边，朝廷经常在杏园举办宴庆活动。白居易作为左拾遗，官虽不大，但也有机会参加皇家宴会。八月十五，在繁华的曲江杏园赏月饮酒，他的心情无疑是欢畅的。作为强烈对比的，今年他已经被贬到江州来了，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后四句抒发思乡之情。在环境不利、心情低落时更容易想起故乡，何况是在中秋明月之夜。白居易在《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就写过“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著名诗句，抒发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从“东南见月几回圆”可以看到，首句说的“昔年”不能理解为“去年”，而是“几年前”，写这首诗时，他在江州已经有几年了。从中也能看到白居易还是在江州。他还是像去年一样处在苦闷之中，还是像去年一样思念他的故乡和亲人。末二句“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耐人寻味。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下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近似之意蕴，表达了一种历经磨难之后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全诗通过昔之乐与今之苦、昔之欢与今之忧的鲜明比照，表露了谪居生活中的愁闷。
这首诗为思妇代言，表达了对征戍在外的亲人的深切怀念，写来曲折尽臻，一往情深。
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丈夫戍守南疆，妻子独处空闺，想象着凭借雁足给丈夫传递一封深情的书信；可是，春宵深寂，大雁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断鸿过尽，传书无人，此情此景，更添人愁绪。诗一开头，就用雁足传书的典故来表达思妇想念征夫的心情，十分贴切。「书难寄」的「难」字，细致地描状了思妇的深思遐念和倾诉无人的隐恨。正是这无限思念的愁绪搅得她难以成寐，因此，想象着借助梦境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也不可能。「愁多」，表明她感情复杂，不能尽言。正因为「愁多」，「梦」便不成；又因为「梦不成」，则愁绪更「多」。思妇「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古诗《明月何皎皎》），在「出户独彷徨」（同上）之中，举头唯见一轮孤月悬挂天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她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了。她希望自己能像月光一样，洒泻到「伏波营」中亲人的身上。「伏波营」借用东汉马援的典故，暗示征人戌守在南方边境。
其曲折之处表现为层次递进的分明。全诗四句可分为三层，首二句写愁怨，第二句比第一句所表达的感情更深一层。因为，「雁尽书难寄」，信使难托，固然令人遗恨，而求之于梦幻聊以自慰亦复不可得，就不免反令人可悲了！三四句则在感情上又进了一层，进一步由「愁」而转为写「解愁」，当然，这种幻想，显然是不能成为事实的。这三个层次的安排，就把思妇的内心活动表现得十分细腻、真实。
诗写得情意动人。三四两句尤为精妙，十字之外含意很深。「孤月」之「孤」，流露了思妇的孤单之感。但是，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人们可以千里相共的。愿随孤月，流照亲人，写她希望从愁怨之中解脱出来，显出思妇的感情十分真挚。
诗没有单纯写主人公的愁怨和哀伤，也没有仅凭旁观者的同情心来运笔，而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思想感情的描写，格调较高，不失为一首佳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过从甚密的刘敞（字原甫）知制诰；嘉祐元年（1056），因避亲出守扬州，欧公便作此词送给他。欧公曾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此词借酬赠友人之机，追忆自己扬州的生活，塑造了一个风流儒雅、豪放达观的“文章太守”形象。词中所写平山堂为欧公任扬州太守时所建。
这首词一发端即带来一股突兀的气势，笼罩全篇。“平山栏槛倚晴空”，顿然使人感到平山堂凌空矗立，其高无比。这一句写得气势磅礴，便为以下的抒情定下了疏宕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一句是写凭阑远眺的情景。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登上平山堂，“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则山之体貌，应该是清晰的，但词人却偏偏说是“山色有无中”。这是因为受到王维原来诗句的限制，但从扬州而望江南，青山隐隐，自亦可作“山色有无中”之咏。
以下二句，描写更为具体。此刻当送刘原甫出守扬州之际，词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平山堂，想起堂前的杨柳。“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深情又豪放。其中“手种”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感情深化的基础。词人平山堂前种下杨柳，不到一年，便离开扬州，移任颍州。这几年中，杨柳之枝枝叶叶都牵动着词人的感情。杨柳本是无情物，但中国传统诗词里，却与人们的思绪紧密相连。何况这垂柳又是词人手种的。可贵的是，词人虽然通过垂柳写深婉之情，但婉而不柔，深而能畅。特别是“几度春风”四字，更能给人以欣欣向荣、格调轩昂的感觉。
过片三句写所送之人刘原甫，与词题相应。此词云“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不仅表达了词人“心服其博”的感情，而且把刘敞的倚马之才，作了精确的概括。缀以“一饮千钟”一句，则添上一股豪气，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气度豪迈、才华横溢的文章太守的形象。
词的结尾二句，先是劝人，又回过笔来写自己。饯别筵前，面对知己，一段人生感慨，不禁冲口而出。
欧词突破了唐、五代以来的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与极力渲染红香翠软的表现方法，为后来苏轼一派豪放词开了先路。此词的风格，即与苏东坡的清旷词风十分接近。欧阳修政治逆境中达观豪迈、笑对人生的风范，与苏东坡非常相似。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