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是作者在漫游浔阳之际写的山水行旅诗。这首诗清淡自然，写作者自浔阳泛舟至彭蠡湖的经过，表现出了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的特点。
此诗以景入手，穿插用典，如：“枚发，屈痛。 魏阙心，金门诏，上林雁”，写出其行旅中见到的壮美景致，同时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置身在野无法报效国家的复杂心情。这与“其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其咏诗，其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因之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而放还未仕。”之时有同感。
“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开篇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宫中花房。歌咏的对象——宫娃，正在花房持杵夜捣红守宫。宫娃在宫中杂役甚多，然诗人只选择其“捣红守宫”，极富象征性将宫娃们不幸的处境披露出来了。守宫，宫娃们一生只能厮守宫中，过着幽禁森严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和生命如同蜡烛，在漫漫长夜中渐渐消逝，那滴滴蜡珠，仿佛是她们伤心的眼泪。
夜色越来越浓了，北斗七星已斜挂城头，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报时的漏板声间或传来。宫娃长夜不寐，顾影自怜，心底时时生出一片悲凉。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寒气透进户网，殿影漫入浓雾中，依稀难辨，连绣着彩鸾的帘头上也沾满了清霜。此联虽为景语，却是情语。这里诗人着意描出“寒”、“霜”二字，以景衬情，道出宫娃身心俱寒，伤神刺骨的痛苦感受。
如果说诗的前六句以浓墨渲染出秋夜的浓重和寒冷，以此暗寓宫娃凄苦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那么，诗的后六句则径直揭示出宫娃深宫生活的幽闭、压抑与孤独，昭示出她们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的企盼。
“啼蛄吊月”是一个境界：漫漫秋夜，月下蝼蛄嘶鸣，嘘唏如泣，幽咽如吊，使人不忍卒听。诗人巧借自然界中的昆虫做比，进一步隐喻、铺陈宫娃之孤独与悲苦。
“屈膝铜铺锁阿甄”，又是一个境界：深宫大院，壁垒森严。有形无形的铰链铜锁隔绝了宫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锁”，这里是禁锢宫娃自由与生命的象征。后宫成为宫娃们生活的一所牢狱。“阿甄”，这里诗人是借甄氏喻失意幽旷的宫娃。的确，在森森后宫，宫娃们的荣辱富贵，全系于君王一时之恩遇与喜怒。有幸运者，如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而暂时得意的杨玉环；有失意者，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魂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被汉武帝遗弃的陈阿娇；有遗憾者，如王安石《明妃曲》里“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而被迫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亦有终生不得幸遇者，如杜牧《阿房宫赋》：“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众多宫女。然而宫娃们的命运，大都像白居易笔下“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上阳白发人”。她们年青貌美时选入宫中，从此与亲人再不得相见。耿耿残灯，萧萧暗雨，陪伴她们度过多少岁岁月月，直至满头白发。既便宫娃中幸运者，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荣至贵妃，然而在省亲时也忍不住向自己的亲人倾出腹中的辛酸，称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万恶的封建制度，不知葬送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临此绝境，她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生的呐喊。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宫娃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可是，这只是她们的痴想。家乡的路途是那样遥远，仿佛是在“天河落处”，而宫中的制度又是那样森严，谁也不敢迈出宫门一步。也许，只有在梦中，她们才能返回家门，享受与骨肉团聚的短暂欢乐。诗句至此，写得最为动情。人非游雁，都有家园；人非草木，都有亲情。深墙大院，铜铺金锁，可以锁住她们的身子，可是锁不住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的企盼。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宫娃终于压抑不住内心骚动的激情，勇敢地喊出久已埋在心底的愿望：离开宫中，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宫娃的要求是正当的，口气亦极为谦卑，但她们“请去”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强的。“骑鱼撇波”句，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宫娃欲从宫中脱身的急切心情。然而，这显然又是宫娃的一片痴想。封建帝王视宫娃为宫中玩物，不会管她们幸福与否。盼望光明如太阳的君王出现，无异于西望日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一种“无望的期望”。诗人写出这样一种情状，尤其震撼人心。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这首诗亦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兴的运用，情与景的交融，且不必论，单是构思之巧妙，便足以称奇了。诗人为表现宫娃这一形象，妙造出“三境”：环境、梦境与心境。秋夜漫漫，帘额著霜，啼蛄吊月，铜铺锁宫，描绘的是宫娃凄冷、幽闭的生活环境。“梦入家门”，“天河落处”，描绘的是宫娃幽远、缥缈的梦境。而大梦初醒，幻影依稀，恍中情不自禁地直道出“放妾骑鱼撇波去”的热切渴望，则将宫娃强烈思归，不甘寂灭的心境和盘托出了。当然，环境、梦境与心境是互相映衬、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诗的意境。随着画面的拓展，感情的渲泄，这意境也就愈转愈深，愈转愈明。特别是诗的结句，豁然开朗，仿佛于重重阴霾中透露出一抹亮色，读者至此，那沉重而挹郁之气方稍许得到些释放。赞其章法，这可称之为“跌宕生姿”。
这是诗人访友不遇之作。全诗描写了隐士闲适清静的生活情趣。诗人选取一些平常而又典型的事物，如种养桑麻菊花，邀游山林等，刻画了一位生活悠闲的隐士形象。全诗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情趣，语言朴实自然，不加雕饰，流畅潇洒。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是说陆羽把家迁徙到了城郭一带，乡间的小路通向桑麻的地方。陆羽的新居离城不远，但已很幽静，沿着野外小径，直走到桑麻丛中才能见到。开始两句，颇有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种车马喧”的隐士风格。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点出诗人造访的时间是在清爽的秋天，自然平淡。陆羽住宅外的菊花，大概是迁来以后刚刚才种上的，所以虽然到了秋天，还未曾开花。这两句一为转折，一为承接；用陶诗之典，一为正用，一为反用，却都表现了环境的幽僻。至此，一个超尘绝俗的隐士形象已如在眼前，而诗人访友的兴致亦侧面点出。
“扣门种犬吠，欲去问西家。”说诗人又去敲陆羽的门，不但种人应答，连狗吠的声音都没有。此时的诗人也许有些茫然，立刻就回转去，似有些眷恋不舍，还是问一问西边的邻居吧。一般说来，写到“扣门种犬吠”，“不遇”之意已见，再加生发，易成蛇足。就像柳宗元的《渔翁》一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崖上种心云相逐。”前人每谓末二句“着相”，情思刻露，如苏轼、严羽、胡应麟、王士祯、沈德潜等都持是说。但皎然之写问讯于西家却正得其所。一方面，见出对陆羽的思慕，表明相访不遇之惆怅；另一方面，则借西家之口，衬托出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表明二人相契之根由。同时对诗中所描写的对象即陆羽，并未给予任何直接的刻画，但其品格却呼之欲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是邻人的回答：陆羽往山中去了，经常要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回来。这两句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的后两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恰为同趣。“每日斜”的“每”字，活脱脱地勾画出西邻说话时，对陆羽整天流连山水而迷惑不解和怪异的神态，这就从侧面烘托出陆羽不以尘事为念的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
这首诗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偏僻的住处，篱边未开的菊花，种犬吠的门户，西邻对陆羽行踪的叙述，都刻画出陆羽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语言清空如话，不加雕饰，吐属自然，流畅潇洒，别有隽味。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