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着重写诗人初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孥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孥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这首小诗，表达了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反映了诗人不以官场失意为意的恬淡闲适的心情。
诗的开头两句叙事，交代了“买莲房”一事强烈地吸引了诗人，诗人连泛舟游西湖的打算都放弃了。在这平实的叙事中，透露出诗人对莲子的喜爱之情。
“旋折荷花剥莲子”既写出了卖莲子者动作的迅速敏捷，也写出了诗人莲子的心情急切。“露为风味月为香”一句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用“露”和“月”来形容莲子的风味和香气，似乎不合情理，但这种形容却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无穷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