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的山水诗在清代堪称绝唱,是其神韵风格的典型和标范。然而他的田园诗作品也别具风神。这类作品数量上虽然不及山水诗多,其地位却不可低估。其实王士祯正是从描绘家乡的风光起步,开始他的创作道路的,乡村题材的创作蕴含了渔洋对故乡山东新城的热爱和童年生活的追忆。由于这种种原因,他的田园诗往往具有一种虚实相融的特点,景外之意颇多,当然这又成为神韵风格的某种体现了。
全诗纯用白描,一般人们称诗歌的简笔勾勒为白描,其实白描正可分为泛写和特写两种。
“十里田田荷芰风,渔舠如叶出花中。”是泛写作者所见之景。时值初夏,湖面一片丰满硕大的荷叶,中间簇拥着无数清香四溢、亭亭玉立的荷花,一阵风过,荷叶轻摆,仿佛掀起一层厚厚的碧色波浪。“田田”一词在西汉乐府中就有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除非你亲眼见过江南的荷塘,否则难以想像它表现的那种荷叶相连相靠,自在自足的神境。“渔舠如叶出花中。”这句写湖中的小舟。高高的荷叶隐没了小船,不驶到近处,根本看不见。诗人用了一个“出”字,它把“莲花过人头”的情景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后两句则是特写。“鹅儿湖北烟初暝”黄昏时分,暮霭渐渐升起,湖面不觉转向暝色,此时天空尚残留着几缕红霞,霞光反折下来,湖面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红雾般的折光中。
“背指明霞几缕红。”一句写舟人动作最为传神,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舟人们正在交谈,其中一人用手指着天上几缕火红的彩霞。诗人在描写时,特别点出了动作的方位,意味深长。渔人们在捕鱼,并没有为欣赏彩霞而停手转身,背着身指是很自然的,这是其一。霞光四映,无处不有,看见身边的彩光,自可想像天上的彩霞,这是其二。其实渔人们对这幅美景早已熟悉,不用看就知道,知道了还是忍不住要赞美,这是其三。诗人在描写这个画面时,对这种生活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默契的程度,所以能抓住这最有韵味的动作,来精确传神地表现对生活的感受。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五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