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里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情绪,既有不平,也有伤感;感情深沉,却含而不露,是一首精炼而含蓄的小诗。
前两句完全点出题目。“洛阳”指明地点,紧扣题目的“洛中”,“才子”即指袁拾遗;“江岭作流人”,暗点“不遇”,已经作了“流人”,自然无法相遇了。这两句是对偶句。孟浩然是襄阳人,到了洛阳以后,特意来拜访袁拾遗,足见二人感情之厚。称之为“才子”,暗用潘岳《西征赋》“贾谊洛阳之才子”的典故,以袁拾遗与贾谊相比,说明作者对袁拾遗景仰之深。
“江岭”指大庾岭,过此即是岭南地区,唐代罪人往往流放于此。用“江岭”与“洛阳”相对,用“才子”与“流人”相对,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君主的昏庸。“才子”是难得的,本来应该重用,然而却作了“流人”,由“洛阳”而远放“江岭”,这是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何况这个“流人”又是他的挚友。这两句对比强烈,突现出作者心中的不平。
“闻说梅花早,何如北地春”两句,写得洒脱飘逸,联想自然。大庾岭古时多梅,又因气候温暖,梅花早开。从上句“早”字,见出下句“北地春”中藏一“迟”字。早开的梅花,是特别引人喜爱的。可是流放岭外,比不上留居北地的故乡。此诗由“江岭”而想到早梅,从而表现了对友人的深沉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并没有付诸平直的叙述,而是借用岭外早开的梅花娓娓道出。诗人极言岭上早梅之好,而仍不如北地花开之迟,便有波澜,更见感情的深挚。
全诗四句,贯穿着两个对比。用人对比,从而显示不平;用地对比,从而显示伤感。从写法上看,“闻说梅花早”是纵笔,是一扬,从而逗出洛阳之春。那江岭上的早梅,固然逗人喜爱,但洛阳春日的旖旎风光,更使人留恋,因为它是这位好友的故乡。这就达到了由纵而收、由扬而抑的目的。结尾一个诘问句,使得作者的真意更加鲜明,语气更加有力,伤感的情绪也更加浓厚。
本文是欧阳修在挚友石曼卿去世26年后为他所作的祭文。文章开始说明写作祭文的缘起,接下来先是颂扬石曼卿的不同流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死后形体虽化,而名声却如同古代的圣贤一样彰显后世。复又极力形容荒野坟茔的凄凉景象,千秋万岁之后,或将为狐貉鼯鼪诸类藏身之穴,感叹“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最后明言作者虽明白人之生死是自然之理,然而追念往昔,仍凄然泪下,不能忘情。篇末以“尚飨”二字作结,哀戚怆恻之情,溢于言表。
整篇祭文集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有回想,有感喟,有痛悼,感情低沉回转,作者对亡友的一片挚情笃意,不能不令人动容。
首段是例行公事。凡是祭文,都需在首段点明时间与人物关系。
第二段始进入祭文正文,劈空就是一句“呜呼曼卿”,行文突兀,而情感真切。仿佛要将亡友从地下唤醒,对他细细倾诉。所要倾诉的又是什么呢?“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八个字正是这一段的眼目。这八个字又仿佛是劝慰亡友的魂灵可以放心安息。所谓“身去德音存”,人固有一死,美好的名声却必将流芳百世。
第三段又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一腔心事都说与亡友来听。这一段,以“奈何”为界是两层意思。“奈何”之前的几句是接着上一段说,仍是说“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奈何”以下,笔锋陡转,“荒烟野蔓”数句将一幅荒冢凄凉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不由人不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之悲。两层意思之间,一客一主,前一层只是引起,只是为了反衬,后一层才是重点,也是全篇的核心。
第四段仍以“呜呼曼卿”领起,正是欲将心中蕴含的感情都与亡友说尽了。而一段之精神乃在不能忘情。“固知其如此”的“固”字好,与下文的“而”字构成转折。名可不朽的道理,我不是不知;万古长空,空悲无益的道理,我不是不知。可是,追念往昔,我又怎么能忘却那些歌哭笑悲的记忆!理智,终究抑制不住情感。从理智上明白和接受一些大道理,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心灵的感受终究是点点滴滴,往昔的感伤无声无息地渗透。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文章不长,但情感富于转折。正文一段与二段之间是转折,末段自身又含一层转折。一段的不朽之名,终究敌不过二段的万古之空;末段的理智超脱,终究敌不过情感的悄然渗透。转折之后,方见分量,方见沉重,而终不外“悲”与“情”二字。欧阳修曾云:“人生自是有情痴”,信然。
全文以情驭笔,一气呵成,不假修饰,却又得结构之妙。文中以“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八个字推许曼卿,实可移来评此篇。正文第一段写名之不朽,是何等斩钉截铁!全然是劈空说起,有游龙出海之势。第二段写万古之空,却又将第一段全盘抹倒,非力挽山河的笔力,绝不能做到。前二段是放得开,末段却是收得紧,如一道闸门,将两条游龙紧紧关锁。正可见当时文坛巨匠的文字工夫。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作者了解到当时边境两边辽国人常来汉地侵扰而北宋军队却轻敌麻痹的情况;目睹了宋边疆一望万里,都是无险可守的农田,而辽国地区桑林密密遮蔽着河川原野的现状。这一强烈的反差给作者以很大震撼,诗中以南北边境地区的情况作对比,届时除了宋朝边防松懈、无险可守,而辽国则深不可测、暗伏杀机的严峻现实。
前四句写宋朝实行妥协、退让、苟安政策,划白沟为界,使白沟河河北尽成辽地,并且年年在这里迎送辽使;但辽方仍不断骚扰边境,而宋却放松戒备,不知报警。后四句发抒感慨,诗人先歌颂祖国包括幽燕之地在内的万里山河,接着借用史实,指责宋朝边将视边防如同儿戏,实际上也是批评轻视边防不用良将的宋朝统治者。最后两句“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总结全诗,揭示了山河残破、边塞失防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深刻有力,不仅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这首诗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写实和议论,写实简明,议论独到;古今将领比较,形象鲜明,含意深远;结构上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十分严谨;用韵上以四句转韵,平仄韵相递,既转得自然,又使层次更加清晰。这些都值得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