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林琴南六七岁的时候,跟随老师读书。老师非常贫困,做饭没有米。林纾知道后,急忙回家,用袜子装米,装满了,背着送给老师。老师生气了,说这是他偷来的,推辞不接受。林纾回来后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说:“你这份心意固然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方式(袜子装米)难道是学生赠送老师礼物的礼节吗?”随即让人准备,林纾携带着一石米送到私塾,老师于是接受了。
注释
林琴南孝廉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阂县(今福州人)。
近代文学家,尤以翻译外国小说名世。
孝廉,明清时对举人的称呼。
从:跟随。
亟:急忙。
实:装。
负:背着。
谓:说。
却:推却。
固:本来。
束脩(修):本指十条干肉,后来通常指学生拜师或亲友之间赠送的礼物。
呼备:叫人准备。
赍:携带。
乃:于是。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首二句先写送者与行者所居环境幽雅安适。“红蕉隐隐窗纱,朱帘小小人家曲。”暗示出这是一对情侣之间的送别,实际是作者的情侣送他。红蕉花的色彩隐隐约约地映在窗纱上,小巧幽雅的宅院,门上挂着朱红色的门帘,这是多么宁静清幽的环境.这是离开人叫头看到的情景。“红蕉”多被文士比喻为美女,白居易在《东亭闲望》诗中说:“绿桂为佳客,红蕉当美人。”而这里的红蕉在隐隐纱窗里,是否就是美人。 “朱帘小小人家”,娴静幽雅的小院小户,却充满一种甜情蜜意的感觉,也是离人眼中所见,那几分眷恋之情就在这种氛围里。
三、四句写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且又是在断桥分手,更加令人伤心。此是以动景映衬别愁。一对情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行人骑着马在杨柳掩映的路上匆匆离去,佳人在注目远送,挥手致意,依依惜别。行人在断桥西面的白堤上离开这个令人缱绻温馨的所在,这里曾经留下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结末一句,移情于物,以满湖烟雨和含愁之花,将离愁别绪物我融一。“满湖烟雨愁花。”这时,整个湖面被蒙蒙的烟雨所笼罩,湖面上到处是充满忧伤而含泪的荷花。这一句以景托情,迷蒙的景物与迷茫的情思相统一,构成一幅凄迷的意境,风情旖旎,风情无限。同时又与开头“红蕉”照映,的确含蓄蕴藉,深得小令三味。
这首小令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作者写离别,但送别之人是谁,始终没有露面,只以红蕉、朱帘、愁花暗示送人之人是一位女子,送别是其一对情侣之间的相送。作者没有一句言情,却通过小小人家之美,西湖烟雨之愁,尤其是含愁之花,将缠绵悱恻之爱,依依不舍之情都表现出来。是借景抒情之典范佳篇。
这是一首记游写景之作。此诗用直叙的方法,写诗人同弟弟行游玄武池时所看到的景物和愉悦忘忧的心态。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两句点明出城行游一事和行游的地点。人在野外观赏景物时,一般都是由宏观到微观。“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两句写在邺城西面宏观看到野外宽广开阔的田地和纵横交织的河渠。接下去,从宏观到微观。“黍稷何郁郁”一句由“野田广开辟”一句而来,写田野里庄稼茂盛。“流波激悲声”一句由“川渠互相经”一句而来,写流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菱芡覆绿水”以下八句,由写田野、河渠转向写玄武池的各种景物:菱芡、荷花、垂柳、萍藻,叶绿花红,枝繁叶茂;池中绿水随风动荡,长洲上的群鸟在欢快歌唱。在诗人笔下,玄武池之美景令人神往:田野广阔,庄稼茂盛;池水交错,波涛汹涌;绿水红花,柳荫照水;萍藻泛滥,众鸟喧哗。形象鲜明,有声有色,生动具体,写出了玄武池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如此之美景,足以使人忘记忧伤,沉浸在欢畅之中。最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两句,由景及情,自然地收束了全诗。
此诗虽属游宴诗,但同建安时期的其他游宴诗相比,却有不同。它没有涉及宴乐,而是用自然的语言集中描写田园景物,具有后来田园诗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