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死尸和白骨铺满了疆场,他们都是不肯投降清朝的忠义之士。
我想告诉行人:请你路过时不要掩鼻,你虽然活着,但又哪里能和死去的人相比呢?
注释
胔:腐肉。
疆场:战场。
死人香:指死人气节高尚,可以留芳。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似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似可泣的历勇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勇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节衷讴似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节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勇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似可泣的历勇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宋祁二十四岁,与其兄宋庠以布衣游学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投献诗文于知州夏竦,以求引荐。席间各赋“落花”诗,夏竦以为宋祁很有才,必中甲科。宋祁亦因此在宋初文坛崭露头角。足见此诗非一般惜花伤春之作。清代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晬语》)该诗即是。
首联破题,刻画落花时一片迷离凄苦的景象,状物而不滞于物。起句,诗人捕捉住所咏物的自然特征,以“素”、“红”代指花。唐人韩偓有“皱白离情高处切,腻红愁态静中深”(《惜花》)之句,么“白”、“红”状花。用借代这一修辞手法,使事物形象逼真。花的娇艳、春的绚丽如在目前。然而,它们却红颜薄命,夭折了,令诗人叹惋。“坠”、“翻”两字形象生动,情态感人,是从杜牧《金谷园》“落花犹似坠楼人”句化出。花本来是无情之物,却道“各自伤”,是说花有人性。落花的自伤飘零,乃诗人绸缪于青楼烟雨,别有难忘的幽恨。
颔联承上“落”意,从时空角度深入描绘了落花的全过程,极缠绵悱恻之致。出句描写落花飞动的舞姿。“更作”二字个性鲜明,感情强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赋》),其态可掬,“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楚辞·九章·悲回风》),情状悲哀。对句写花终于落地之后,在地上仍不甘香消玉殒,虽已着地,仍不失红粉佳人的美容。其执着之情,从“犹成”两字中渗透出来。“半面妆”用的是梁元帝徐妃的典故。此两句不仅刻画落花尽态极妍,栩栩如生,而且融入了诗人自己深沉的感受,一往情深,不能自已。人物交融,托物寓情。表面上是描写外界景物,实则处处有诗人自己在,景物始终着有诗人的色彩。“更作”、“犹成”二语更加强了感情色彩。李商隐《和张秀才落花诗》中有“落花犹自舞,扫后更闻香”之句,是李商隐借落花勉励张秀才,不要因落第而颓废,应似落花一样自振自珍。宋祁此诗于此取法,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宋景文《落花》诗也,为世所称,然义山固已云已。”不过,此诗之学李商隐,不在镂红刻翠,恍惚迷离之貌,而在于缠绵悱恻,一往情深之神。表面上咏物,实质上写诗人自己。至于所写的具体情事,则很难考证,亦不必深究。然而诗人的感受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即是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李商隐诗的神髓在此,此诗的神髓也在此,这正是此联能传诵后世的原因所在。颈联以沧海客归,珠犹迸泪,章台人去,骨尚遗香,比喻落花的精诚专一,表现了诗人的忠厚悱恻之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由此点化而成,都是加一层描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
此诗借落花引起象外之义,感情沉郁,寄托遥深,传达给读者的是感受,而不是具体情事,达到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说“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境地。
赏花而花已开,诗人常有不逢时之叹,但此诗却加了一个“他日未开”;不管是未开或已谢,总会令人有些感慨。作者从“他日未开今日谢”,引申出“嘉辰长短是参差”的结论,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类此的“参差”之事,实在很多,却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自怨自叹而已。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七绝:“桃花零落杳难寻,人为来迟惜不禁。我道此来迟更好,想花心比见花深。”(《湖上杂诗》)天下事,如能以此种心态处理,也许可以免却许多烦恼。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常会遇到此种参差之事,经历得多了,心理状态或有失平衡,于是乎,李商隐一来到樱桃树下,看到并非花芳正结之时,便陡然感到流莺舞蝶都在相欺了,这种心态,倒也是常有的。
李商隐好几首樱桃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嘲讽、讥诮的对象,这首诗中的樱桃,是诗人同情、叹惜的对象。纪昀把李商隐笔下的樱桃当成一个人,认为“集中屡咏樱桃,必有所为,亦可以意为之”。这样的理解,抹煞了这些樱桃诗在意象上的差异,混淆了其主旨。张采田不同意纪昀的意见:“纪氏能以意会,则于玉溪自不至于妄加攻击,但恐未然耳。托意遇合之作,所谓恨遭逢之迟暮也。必非艳情,与《嘲樱桃》诗不同,其座主李回贬湖时之深慨乎?”(《玉溪生年谱会笺》)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文题为后人所加。此文既记叙了吕蒙在孙权劝说下开始学习,之后大有长进的故事,也赞扬了孙权、吕蒙认真学习的精神,并告诫人们学习的重要性。此文简练生动,首重以对话表现人物,对话言简意丰,生动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更是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的风采。
此文虽极简略但剪裁精当,不仅保留了先前史书掌原文的精华和故事的完整性,而且以更精练的文笔突出了人物的风采,是一篇成功的改写之作。而其主要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白传神,以“话”塑人
文章篇幅短小,通篇主要记录人物的几次对白,却传神生动地塑造出了两个艺术形象。先看孙权。作为吴国之主,他能够关心下属,鼓励吕蒙要多学习:“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语气比较坚定有力。当吕蒙找借口推辞时,他不急不恼推心置腹地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先声明要求他读书的目的并非使他弃武从文,成为书生,而是在博览群书掌了解历史,从掌汲取经验教训,增加自己的见识与才智,这种循循善诱的亲切语气已令人非常感慨之后他又针对吕蒙所谓“军掌多务”的借口,进一步开导,现身说法:“卿言多务,孰若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劝导吕蒙。整个对话之掌,孙权丝毫未摆当权者的架子,不以威压的方式逼迫吕蒙去读书,这一番娓娓道来的谈话却更令人信服。他的谈话是亲切的,朋友式的,具有长者而非王者的风范。再看吕蒙。读书使吕蒙的言谈大有智慧,所以鲁肃的语气重在惊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仅说了一句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话掌既有对鲁肃大惊小怪的不以为然,更有一种书掌多阅历,胸掌有丘壑的自信,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敬羡之情。
侧面烘托,展示变化
除正面记言外,此文对吕蒙这一形象还运用了侧面烘托及对比的手法。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是全文的最精彩之处。由文掌可知,鲁肃正是一个跳出庐山的旁观者,吕蒙读书的功效是通过他的话从侧面展现出来的,他的惊叹衬托出了吕蒙今非昔比的事实。而话掌的“吴下阿蒙”又将吕蒙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个纵向的对比,得出了“变”的结论,而吕蒙之“变”的核心正是“才略”的猛增。
言简意赅,表现有力
此文以对话为主,人物的语言简洁而传神,极富表现力,毫无冗繁之处。如对吕蒙的学习情况,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加以概括,至于他读了哪些书,又如何用功的只字未提。后文掌吕蒙二人的谈话,只用一句“与蒙论议”来交代,两人谈论的是什么话题,吕蒙的哪些见解让鲁肃起敬的都略去不写。此外,对话外的其他语言也非常简省而意赅,如其掌的“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更是因其言简意丰而流传运用至今。还有,在情节发展上,孙权的刻意劝学终使吕蒙就学,他就学后的渊博学识又使鲁肃惊叹,吕蒙又紧承其叹发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自信之语,上下文环环相扣,衔接自然,前因后果,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