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一条条路径分岔;刚刚过了五里铺,又走到了七里铺、十里铺。走一下回头看一看,不愿再走下一步,不知不觉中已近黄昏,陡然间惊觉太阳就要落山了,云彩也渐渐黯淡下来,天就要黑了。斜阳满地铺盖,回首已是烟雾一派。数不清的山,数不尽的水,怎不叫人涌起无穷的感慨!
注释
铺:宋代称邮递驿站为铺,元代沿用,其制更加严密,州县凡十里一铺。
兀的不:兀的:这。
“兀的不”,犹言“这(怎)不”。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手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手,景物含手,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径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四,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四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径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四的长途跋涉,甚而使四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四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四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四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四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这是一首抒写离别之情的作品。描写一对青春别离的夫妇,别后妻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思念,并亟盼早日与丈夫相逢团聚。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还是一片痴情,终难忘怀。
词的上阕从眼前所见流水写起,并且目送远波,想象这流水将流到瓜洲渡和长江汇合,再想到吴中(江南)的山也面带愁容,正是花繁柳茂的时节,花如人,柳如人,正在花柳最美的春天,人却要别离了。实则深切怀念远在江南的情人,希望情人能从吴地归来,过瓜洲古渡,溯流北上与自己相会,但同样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爱人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伊人面若桃花眉似柳,正楚楚可怜地低头泣下,原来是因心上人即将离别而黯然神伤。
于是就在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恋人被大江分隔,一个住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仿佛是两岸的鸳鸯两处飞,相逢机会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位“花柳青春”的妻子就只好“低头双泪垂”了。绵绵相思之情,尽在结句的设问之中。
全词以月下脉脉的流水映衬,象征悠悠的离情别绪,深深的思念和由此产生的绵绵的怨恨,又频用叠字叠韵,再配上那柔和的民歌风味,更加抒发悠悠不尽的“思”和“恨”。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