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齐宣王召见齐人颜斶,说:“颜斶,上前来!”颜斶也说:“大王,上前来!”宣王很不高兴。左右近臣说:“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颜斶,上前来!‘你也说,‘大王,上前来!’可以吗?”颜斶回答说:“我上前是趋炎附势,大王上前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大王礼贤天下士。”宣王怒容满面,说:“是王尊贵,还是士尊贵?”颜斶回答说:“士尊贵,王并不尊贵。”宣王说:“可有什么道理吗?”颜斶说:“有,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秦王下令说:‘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内砍柴的,判以死罪,不予赦免。’又下令说:‘有人能砍下齐王的头的,封邑万户,赐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王的头,还不如死士的墓。”宣王听了,一声不吭,很不高兴。
左右近臣都说:“颜斶过来!过来!大王拥有万乘大国的土地。立有千石重的大钟,万石重的钟架;天下知仁行义的士人都来到齐国,为齐王服务;有口才有智谋的人莫不来到齐国,发挥他们的才能;四方诸侯莫敢不服;齐王所要的东西无不齐备;全国百姓无不拥护。可现在,一般所谓高尚之士,不过称作匹夫、‘徒步’等鄙贱之人而已,他们身处农村;等而下之者,也不过是些边远地方里巷的看门人而已。士人这样下贱呀,也真是够呛了。”
颜斶回答说:“不对。我听说,古之大禹时代,诸侯有万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国、爱民的办法,并且重视士人,善于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舜帝出身于农民,发迹于穷乡僻壤,终成为天子。到了商汤时代,诸侯也有三千。可是到了现在,称孤道寡的只不过二十四家。由此看来,这难道不是由于‘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吗?如果诸侯渐渐地被杀戮、被消灭,到那时,就是想要做个里巷的看门人,又怎么可能呢?所以,《易经》上不是这样说吗:‘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果不重视士人,善于运用他们的才能,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他们必然走入骄傲奢侈的岐途;骄傲奢侈,灾祸必然随之而来。所以没有实际效用,却只喜欢空名的,国土将日益削减,国力将日益衰弱;没有好的德行,却希望幸福的,必然处境困窘;没有建立功勋,却只图享受俸禄的,必然蒙受侮辱。这一切必然招致严重的祸害。所以说‘好人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业;空言而无行者,终究不能实现他的愿望。’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无治国爱民实效者的必然下场。所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士人辅助而能建功立业的,从未有过。所以国君不应该以经常向人请教为耻辱,不应该以向别人学习而感到渐愧。因此,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律,德才兼备,而能传扬功名于后世的,象尧、舜、禹、汤、周文王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说:‘真正得道、体道,掌握了规律的人,就可以主宰一切。’那些在上能窥见事物的本源,在下能通晓事物的流变,了解事物很透彻的最圣明的人,怎么会遭到削弱、困窘、受辱等灾祸呢?《老子》说:‘贵必以贱为根本,高必以下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这不正是贵为贱的根本吗?难道不是吗?’所谓孤、寡,就是人们处于困窘、卑贱的地位。可是侯、王自己称孤道寡,难道不是侯、王谦居人下、重视士人的证明吗?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赞扬他们为英明的君主。这正是因为他们深知士人的可贵。”
宣王说:“唉!君子怎么能随便加以侮辱呢?我实在是自讨没趣啊。至今我才了解到君子的话,我明白了不懂得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为。希望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而且希望先生能与我交往,我将以上等宴席招待您,外出备有高级车马供您使用,妻子儿女穿着的服装也华贵。颜斶辞谢而去,说:“璞玉生在深山中,经过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价值并非不宝贵,然而本来的面貌已不复存在了。士人生于偏僻乡野之地,经过推举选拔而被任用,享有禄位,他并非不尊贵、不显赫,可是他的精神,本质已被伤害。我希望回到我的乡里,晚点吃饭权当吃肉,悠闲散步权当乘车,不犯王法权当富贵,清静纯正,自得其乐。如今发号施令的,是大王您;而竭尽忠心直言进谏的是颜斶我。我的主要意见已经说了,希望您允许我回去,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家乡。”于是,他拜了两次后离去。
颜斶可以说是知足的了,他舍弃功、名、利、禄,辞王而归,回到本乡,恢复他本来是老百姓的面目,这样终身不受侮辱。
注释
颜斶:齐国隐士。
前:到前面来。
趋士:礼贤下士。
去:距离。
柳下季:即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鲁国贤人,居于柳下。
垄:指坟墓。
石:古代的计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钟:乐器。
簴:古代悬挂乐器的架子中间的木柱。
役处:效力,供事。
无不:原作“不”,据黄丕烈《札记》补。
百姓:原作“百”,据黄丕烈《札记》补。
稍稍:渐渐。
实:指居上位所应该具备的素质。
以:而。
为名:有(居上位的)名声。
据慢:倨慢,傲慢无礼。
约:受阻。
握:通“渥”,厚重。
九佐:九位辅佐尧治理国家的官员。
亟:数,频繁。
无形者,形之君:无形可见的东西,是有形可见的东西的主宰。
至圣人:一本作“至圣”。
不谷:不善。用以自称,表谦恭之意。
非:一本无此字,于文义为顺。
自取病:即自取羞辱。
细人:小人德行低下的人。
太牢:牛、羊、猪各一头称一太牢。
丽都:华丽。
尊遂:尊贵显达。
自虞:即自娱,自得其乐。虞:通“娱”,欢乐。
言要道:即言之要道,指进言所应该遵循的规则(亦即上文的“尽忠直言”)。
璞:指舍弃富贵华丽而返归素朴真纯。
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思之妙。文章字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字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字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字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里。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字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玉华宫,在写此诗时已废为玉华寺,但此诗题不作“玉华寺”,而是写作“玉华宫”,体现了诗人在兵连祸结,国家衰微之时,对贞观之治的无限缅怀和对荣华难驻人世沧桑的感叹,抚今追昔,不禁伤怀无尽。
诗中前八句描写旧宫的凄凉景象。先写旧宫外景:“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宫前溪水回流,松风长啸,苍褐色的老鼠在古瓦上窜来窜去。这遗弃在绝壁之下的宫殿,不知是何代帝王所建?接着写旧宫内景: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那阴森的房中,青莹的灯光仿佛夜间的鬼火一样,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流着湍急的水,水声好象在哀鸣。而除此以外的一切自然之声,却像笙和竽的吹奏声一样,悦耳动听,宫院内,秋色正显得分外潇洒。这里,作者用穿插手法,在每四句中,前两句写景,欲尽未尽,忽入抒情,在时断时续的跳跃式的写景中,插入自己的感慨,把景与情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情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同时,在描写上采用了反衬法,即以乐衬哀。当此海内烽烟四起之际,自然声音、自然景物不因人事而变化,在秋色中显得这般美好,而眼前的古殿,却已满目荒凉。一个“古”字、一个“正”字,透出了此中消息,表现了作者在遣词用字上的匠心独具。这样反衬,昔盛今衰的对比更为强烈,作者的人生无常的感想也暗寓其中,为后八句作了巧妙的铺垫。
诗歌后八句抒写对旧宫荒凉的感慨。前四句承上而来,感叹人与物的幻灭无常。先写人:昔日宫中的美女,早已化为黄土,何况那些殉葬的木偶人呢!再写物:当年陪侍太宗的金舆,多么华美,如今何在?
留存下来的,只有荒殿门前那冰冷的石马了。从对人和物的感慨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四句的忧叹。诗人难以承受这所见所感的忧伤,瘫坐在草地上,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泪如雨下。他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谁能够长存永驻呢?这浩茫无际的人生忧伤,真是无终无了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上章(指《九成宫》)以伤乱作结,本章(即《玉华宫》)以忧老作结。”其实,这首诗在忧老中,更多地包含着伤乱的心情。作此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六岁,除困守长安十年外,又经历了三年的战乱,战乱的摧残,使人感到易于衰老,生死无常,他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艰辛,更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时,他看到旧宫的荒凉景象,因景及人,因人而国,将个人的忧伤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忧生而又忧世,使得全诗的意义更为深广,从而产生出更加沉郁的思想力量。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显得跳跃而富于变化,同时在音韵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此诗在用韵上,以短促的仄声韵一韵到底,与描写的荒凉景象和抒发的凄楚情绪很协调。其次,诗中多用仄声字,如“苍鼠窜古瓦”、“遗构绝壁下”,都是一平四仄,甚至整句全用仄声字的,如“况乃粉黛假”、“故物独石马”,五字五仄。这就使得诗歌在音律上显得“生拗”,急促有力,造成激昂的声情,给人以一种奇崛的美感。
这首诗的首句描绘露筋祠中女神的塑像,后三句写祠外风光,湖云烟树,月堕风轻,白莲吐芳,烘托了女神像的圣洁。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寄寓着自己对所敬仰和所爱慕的热情的赞颂。整篇诗的境界清远,诗味含蓄,想象空灵,语言秀丽。
前人书中曾记载,露筋祠中的“圣女”,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姑。但在诗中,她被描绘成雍容华贵的贵族小姐。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写法,当时有人颇不以为然。然而王士祯有自己独特的构想,他认为诗中的“圣女”代表着最纯洁、最高贵、最美好的心灵,是最圣洁的女神的化身,因而他加之以“翠羽明珰”,也不过类似“此花端合在瑶池”的用意。
不仅如此,在“翠羽明珰”之后,诗人又把她置身于“湖云祠树碧于烟”的环境中,祠的四周绿树葱茏,湖波苍苍,湖云茫茫。这一切如烟如雾,将露筋祠烘托得缥缈而神秘,犹如仙境,而这位露筋“圣女”俨然为瑶池仙子了。
按常理,在交代了祠庙和祠神后,接着便写自己的观感。而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主题,顾左右而言他,“行人系缆月初坠,门外野风开白莲。”在月亮刚落的拂晓时分,诗人的船停靠在高邮湖畔露筋祠前,野风习习吹来,给人带来一阵阵盛开的白色荷花的缕缕馨香,沁人心脾。这“门外野风开白莲”与门内“翠羽明珰”看起来二者并不相关,然而细细辨析,韵味悠然。莲花在传统审美意识中,一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白莲更显示着一种洁白无瑕的品格,睹花思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近在咫尺的露筋祠内那位圣洁女神。这野风中的白莲就是圣洁女神的化身。但诗人没有讲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将“圣女”的人格美与白莲的风神美两相映衬,读者自然心领神会。
王士祯是清代诗坛神韵派大师,论诗标榜“神韵”,认为作诗须达到境界缥缈淡远、意味空灵含蓄,避免实指,露人工雕琢痕迹要在自然,具有风调之美。而其作诗要诀则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首《再过露筋祠》,正充分体现了上述这些特点和要求。就以此诗来说,诗中的人,是诗人想像中的缥缈天仙;诗中的“野风开白莲”,也未必是当时当地实有的景物。因为王士祯追求的是“空灵”诗中的情和景,都是凭“兴会神到”时的灵感所得,不必去一一坐实的。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
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