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双双白鹄由西北向东南方飞去，罗列成行，比翼齐飞。突然一只雌鹄因疲病不五再相随。雄鹄不舍分离，频频回顾，徘徊不已，“我想衔你同行，无奈嘴小张不开；我想背你同去，无奈羽毛不够丰满，无力负重。相识的日子我们那么快乐，今日离别，真是无限忧伤，望着身边双双对对的同伴，我们却要憾恨相别，悲戚之泪不自禁地淌了下来。”雌鹄答道：“想到要与你分离，心情抑郁得说不出话来，各自珍重吧，归途茫茫，恐难再相聚了。我会独守空巢，一生忠于你。活着我们终当相会，死后也必在黄泉下相逢。”
注释
妻卒被病：雌鹄突然染病。
妻，雌鹄，此为雄鹄口吻。
卒，同“猝”，突然，仓促。
噤：闭口，嘴张不开。
摧颓：衰败，毁废，即受到损伤而不丰满。
躇蹰：犹豫不决、恋恋不舍的样子。
顾：回头看。
气结：抑郁而说不出话的样子。
关：此处指门闩。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这是一首写人小令。首句切“玉”字，“荆山”“玲珑”都是玉的名称，“玲珑”还有表现美玉形象的意味。三句括出“冯夷” “波中”，为“玉”过渡到“莲”作准备，以下就几乎句句述莲了。“白羽”化用了杜诗，杜甫在《赠已上人》中有“江莲摇白羽”的句子。“白羽” “琼衣” “粉面”，无一不是对白莲花花姿的生动比喻，在诗人心目中，“玉莲”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洁白的。“洗尽娇红”“月对芙蓉”，将”玉莲”之白发挥得淋漓尽致。
末两句则直接扣合“五莲”或“白莲”，足见作者的巧思。然而，作品并非单纯地卖弄游戏技巧，而是尽力以玉莲花的粹美来比喻人物，表达了对张玉莲清雅脱俗、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的赞美。如“ 为风流洗尽娇红” “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就明显地含有张玉莲身处青楼而守身自好的寓意。又如“太华朝云”，“太液秋风”，在影射人名的同时，借助仙家和皇家景物的意象，映示了玉莲的清逸和优雅。全曲造语婉丽，对仗工整，怜香惜玉之情溢于言表。
《钗头凤·红酥手》是南宋诗人、词人陆游的词作品。此词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一说为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
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异。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抒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縢酒”是一种官酿的黄封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描写，陡唤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嘛，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词中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
“东风恶”几句为第二层。直抒胸意，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蕴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象喻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墙，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愁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
词下片直书别后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承“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她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痩”，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变化，实则反映她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墙”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給她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哇！著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托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表情动作，表现她此番相逢的心态。旧园重逢，往事连连，她能不哭么?她能不泪流满面么?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她“泪痕红浥鲛绡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恸哭声，但见泪满巾。
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寥寥八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意谓：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
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
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这首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全词情感真挚，多用对比，节奏急促，声韵凄紧。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此诗系沈佺期所作，题目十分奇特，它是一首历史诗，与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京城诗相似。但是，此类历史诗的传统使得沈诗中所指的事物明显地与时事有关，涉及武则天或唐中宗宫廷的某种无节制的行为。
七月七日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相会之夕。沈佺期描写“银河”及宫女们的鲜艳衣服，这些衣服形成“云雾”，像星星一样闪光，呈现出天庭的场面，随意地改变了时节。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华丽描写后面，诗人却加上要求俭朴的结尾，显得极其不和谐。人巧能够改变自然秩序（如第二十三、二十四句），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复杂主题，有时表示艺术及人类创造的力量，但更经常的是暗示一种危险的反常。在这首诗中，这一主题的运用是微妙的、模棱两可的，处于赞赏的描写和道德的谴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