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个故事批评了那些不进行思考就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人们，以及这种不正常的随波逐流的社会心理、社会现象。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客观角度出发看待事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张炎词以“悲秋”见长，离愁别绪，万感情怀皆可由秋景而发。如《清平乐》（候蛩凄断）即是一首“悲秋”名作。然而他的“伤春”之作也别具一格。一“秋”一“春”，景物不同，然其抒发的情怀却是同出一源，——即伤亡国之情，感破家之痛。此词即是其“伤春”的一篇佳作。

　　“采芳人杳”两句，前句写春光明媚，芳红草绿，本是赏花采绿之时，然而此时却人迹杳了，昔日美景歌舞生平，人头攒动的景象一扫而空。后句由前句而发出“顿觉游情少”之感。张炎写词，写景常借故国家乡西湖之景之笔。西湖美景美不胜收，举世闻名，然而在作者眼里，由于元兵的践踏，西湖盛景已成过往云烟，人迹杳杳，游情惨淡。作者在此留下一个伏笔，不说元兵南掠，而言人杳，其中所含隐情，不言自明，非不想说，而不能说，也不必说也。承接上两句，“客里看春”两句，似乎是写后悔错过春时，未能饱览一年一度的大好春光。其实一句“客里看春”，客居异地，浪迹天涯，终年如无根之萍，因此看景只会“草草”，“被诗愁分了”，怎么会游兴满怀呢？

　　“去年燕子”两句，借写燕子把上文欲说而未忍多说的话，又进一步做了一点吐露。前后联系在一起，才能更深入体会词人的处境。张炎身世前文已知，其国破家亡却经常或被政治逼迫北上大都，或因生活所迫，居无家所，家无常址，如同飞燕一样羁泊无定，浪荡天涯。“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短短两句话，道出作者说不出痛苦情思，其情切切，其感深深。最后两句“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夜雨”指使“流水落花春去也”（南唐李后主《浪淘沙》）的夜雨，不是早春细雨，而是暮春急雨。“催花”不是催促花开而是“摧花折叶”的摧残花草。此时雨却不是催花的媒剂，而是葬送春花的急雨。一“雨”双关，透出家国身世之痛。

　　此词最突出的就是对比、比兴。物是人非的强烈对比渗透其中，借“燕子”比喻自己飘荡无依，借“夜雨”比喻摧花折绿的残暴的元兵。写作之中由景到人，由人到物，由物到情，层层深入，又层层翻新。有人评价说：“羁泊之怀，托诸燕子；易代之悲，托诸夜雨，深人无浅语也。”

　　由诗题可知，这是一首唱和之作。有位将军再度出塞，姓陆的县令写诗赠别，诗人遵循该诗原韵，运用描写、想象、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段，热烈颂扬了将军的爱国精神。

　　诗人一落笔就以“忽闻”两字表达了意想不到的惊叹，同时，又用“天上将”盛赞了将军的神武智勇。为下文写他再次驰骋疆场的壮举作了铺垫。三、四句，紧承第二句，以“始返”与“还向”相呼应，简洁流畅地表现了将军的西征北战，奔驰不息。他刚从遥远的“楼兰国”返回，现在又要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朔方城”。但是为了安邦御敌，这个以赫赫战功赢得天将之称的将军急国家之所急，不贪图安逸享乐，品德非常高尚。

　　“黄金装战马”以下六句，是设想将军再度出塞后的战斗生活，诗中没有表现军旅的艰辛，也没有渲染战斗的激烈悲壮，而是突出表现了将军的指挥才能，刻划了一个威仪堂堂、谙熟六韬，足智多谋、善于用兵的统帅形象。他骑着黄金装饰的战马，挥动系有白旄牛尾的令旗，调集威武神勇的士兵，排列成像星空一样壮观神秘的军阵，又借山川之便巧妙地安置了营寨。接着，诗人又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暗示征战的必胜。嘹亮的号角声和军旗上闪耀的春色透露，全军士气十分高昂，大捷在望。将军的神武，也借这两句氛围描写得到了渲染烘托。在这六句中，诗人分别使用了“装”、“集”、“开”、“列”、“吹”、“耀”六个动词，把战马、令旗、神兵、星月、山川、画角、军旗、晚风、春色交织在一起，生动地再现了英勇雄壮、声势震天的军阵场景，大大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

　　末二句：“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借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寇立功，封定远侯的事例，肯定书生出身的将军定会建立名垂青史的功业。诗人先用反诘词“宁知”领起，于后又以“犹是释疑”，避免了平铺直叙，表达了对将军的殷切期望。

　　此诗气势激昂雄健，体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初唐气象。诗中多处用典，或暗或明，羚羊挂角，纵横开阖，语出自然，浑然一体，实为大家手笔。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陈子昂“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由此诗观之，此言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