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唐诗》中，此诗题下注：一作“公无渡河”。据《乐府诗集》：“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这首《公无渡河》歌的主题，乃是疯狂与死亡。在讲求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如此明确的以疯狂与死亡为审美对像的，格外使人颤栗。波涛在前，命运已定，前进就是死亡，却依然蹈死而不顾。这种执著，缘自于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定要做无望之极的抗争。渡河，正是一个凝固了抗争的极致和死亡的瞬间的意象。不是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探求和解读它，但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能直截感受到它的冲撞。唐代诗人中，李白、王建、李贺、温庭筠和王睿，都有以此题歌咏本事的作品。

　　温庭筠此诗前四句描述水势之浩大汹涌，中四句写弹箜篌者以哀声劝阻之语，后四句以浪漫色彩的写法推陈出新，在神力辅助之下渡河人终于如愿以偿。最可玩味者在后四句，个体力量到底渺小，弱势力量在强势力量面前应该相机而动，方可实现自身价值。

　　此诗在表达手法上可玩味的地方也多。温庭筠所用的手法和李白《公无渡河》诗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远景摄入，拉近到渡河一刻，然后及渡河之后事。温庭筠的描写不可谓不好，但是并不是高度个性化的。“请公勿渡”已经大大折损了语势，最后“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把惨痛死亡，消解为高蹈成仙，似乎想另开一层境界和遐想，却几乎把悲剧色彩全数抹煞。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 战城南 》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首联描绘寥廓的塞外战争背景，颔联和颈联用景物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衬托战斗的艰苦，尾联写主人公从内心流露出自豪、自信，充满了胜利的希望。这首诗格调雄浑高昂，洋溢着爱国热情，是刚健清新之作。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冻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 ，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 。“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 ，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

　　当暮春三月春光撩人的时分，一个客居异地、卧病床褥、心绪烦乱的女人，纵使梁间双燕呢呢喃喃唱着悦耳的歌儿，帘外鲜艳的蔷薇藉着微风送进阵阵的幽香，在她苦思乡的芳心里，匪特不以婉转的燕语为悦耳，馥郁的花香为怡情；反怪燕儿有意撒娇叫个不休，蔷薇故为招展放散芬芳，特意搅扰她的苦恼烦闷心情似的。非但此也，就是个己的蓬松散乱的发髻，由于病中无力，梳整时也怪它太长了呢。象这样表现技术，岂是不懂女人心理的男子和学识不深的女人所能达到的。

　　这首诗在李清照雅致、雄浑、怨愤三大类，属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