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蒿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蒿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蒿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两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逼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用,不能代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凤子龙孙,也不管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此诗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蒿里是魂魄聚居之地,无论贤达之人还是愚昧之人都不免一死,魂归蒿里。
主管死亡的神对人命的催促是多么紧迫啊,人的性命不能久长,更容不得人一丝的犹疑。
注释
蒿里:魂魄聚居之地。
无贤愚:无论是贤达之人还是愚昧之人。
鬼伯:主管死亡的神。
一何:何其,多么。
踟蹰:心里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问里在泰山下。迷信传说,人死之后魂魄归于问里。歌的开头提出疑问:“问里谁家地?”疑问的所以提出,在于下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人间从来等级森严,凡事分别流品,绝无混淆,似乎天经地义。所以诗人不解:这“问里”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那里为什么不分贤愚贵贱?人间由皇帝老子、王公大臣及其鹰犬爪牙统治,那么,这另一个世界,是“谁家”的天下,归谁掌管呢?人活着的时候绝无平等可言,死后就彼此彼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后两句说,“鬼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一旦他叫你去,你想稍稍踟蹰一下也不可能。“催促”得那样急,到底为的什么?求情祷告不行,威逼利诱也不行。人间的万能之物——权势、金钱、这时候完全失去效施,不能代死。这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看来,“鬼伯”是最公正廉洁的。然而,他可敬却不可亲,没有人不怕他。不管凤子龙孙,也不管皇亲国戚,他都是一副铁面孔,决不法外开恩,也不承认特权。无论什么人,对他都无计可施。
这篇歌辞反映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种种思索。但由于时代和科学水平的局限,其认识还不能离开唯心论的前提。
艺术表现上,此诗则以自然见其本色。全篇四句,两两设为问答,如随口吟唱,联类成篇。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上阕描写行军的场面。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却是抑扬起伏,开篇就以漫天雪花为材,为整首词设置了异常广阔的背景,同时也为全篇定下了基调。在勾勒出这广阔的背景后,再转而写人,描绘出一幅雪中行军的图画。红军战士不畏严寒,顶风冒雪前进,“雪里行军情更迫”,军情紧急,风雪严寒,无疑增加了行军的困难,而红军战士完成任务的决心却更为强烈、迫切。起首这一句既写出了雪中行军时的自然环境,也显示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和社会环境,红军战士英勇无畏的精神宛然可见。雪天行军,虽不乏雄心壮志,然结果如何呢?词人接下来并不顺接直写,反以形象之语转写他物。高山巍巍,矗立在眼前,又像横在人头上,似是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但是“风卷红旗过大关”,在此未直接写人,而写的是红旗,但是不难想见,真正过关者,人也,漫天飞雪中,伴随着狂风翻卷着红旗,红军战士就轻松地跨越了山上的古道雄关,困难虽大,然可一举迈过,丝毫不以为难,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风雪严寒,凸显出环境形势之恶劣,也衬托出人的壮志豪情。这里虽未直接写人,实则借旗写人,以红旗来映照、表现广大工农红军勇往直前、顽强不屈的性格和不畏困难、坚忍不拔的精神,虚与实,直笔与侧写,写实与浪漫在此自然地融为一体。
下片则指明了此次行军的目的和方向。在描绘了漫天飞雪与风中红旗后,又用设问引起下文:“此行何处?”继而自答:“赣江风雪迷漫处。”答语并未明指此次行军的具体方向,而只是泛言滔滔赣江上的风雪迷漫之处。风雪茫茫,道路迢迢,似困难重重,崎岖难行,词之思致至此显得有些低沉、迷茫。但紧接着最后一句:“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明确点出此次部队出征的最终目标,又立时将情绪提起,语极平易,然力有千钧,让人仿佛看到千百万已被革命唤醒并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正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奔赴战场,在他们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战胜的地方。词至此又完成了一个更大的起伏,先抑后扬,重点在后,使整篇的情感、气氛完全改观。
这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简洁平实,明白晓畅,同时又波澜起伏,抑扬有致,意象择取和遣词造句都匠心独运,精彩毕现。全篇于质实凝炼之中,寓深远宏大之意,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澎湃着昂扬的激情。词中也不避革命征途中的困难,让人在为广大工农武装不畏困难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信念所震撼、感染的同时,又分明体会到征途上的艰难险阻,感受到革命成功之不易。正如古人所云“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好的诗文,取材于火热的生活,来自真切的感受,只要将身之所历,心之所感真实写出,毋须雕琢,自是佳作。这首小令取自革命征程中,自然地将豪情与现实、写实与浪漫紧密绾合,既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又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太白墓在太平(今安徽当涂)采石矶,历来文人词客多有吊唁之作。黄景仁的生平、性格、诗歌风格同李白均有相似之处,其诗“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洪亮吉《黄君行状》);他对李白也极钦慕,诗歌创作受李白影响也很大,因而他凭吊李白,更有特殊的超越常人的深沉感慨与真挚之情。
诗歌开篇,破空而出,开门见山指出此行的目的:“来咏史”。这样来吸引读者的注意,隐含了一种无限向往之情。但来到了采石矶,却“四顾无人”。“四顾无人”语出李白的《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表达了寂寞之情和无人知的难过之感。“君忆玄晖我忆君”中“玄晖”是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32首》之三】这句诗反映了作者对李白的崇敬之情。
下片,开始写出“江山如此”与李白最终在采石矶江边捉月仙去的传说,再次写出了对李白的崇敬。想起李白,他虽然是个大诗人,才华盖世,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却一生不得志,最后因为永王事牵连被流放,赦还后孤寂的死葬于此。又想到著名诗人谢朓 ,36岁便被诬陷下狱而死。由此联想到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才华横溢,文章斐然,却一个个壮志难酬葬身荒丘。再回想种种遭际,不禁百感交集,痛苦万端,心灵深处充塞了悲凉与愤慨,所以“怀古悠然”这是自然流露的情感。最后“雁叫芦花水拍天”以景结情,回到现实,与开头相照应,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与苦楚,世界还是那样继续,我还要生活。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