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门行》描绘了一幅凄惨又壮丽的画面。主人公走出家门,不想回家,可是妻子儿女又难以割舍。一进屋门,家徒四壁,生活无望,又拔剑出门,妻子生怕出事,一边哭泣一边劝阻,但主人公仍感到无路可走,终于挥衣而去。
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了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而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此诗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时清,不可为非。”(余冠英认为“今非”中似有脱文,应作“今时清,不可为非”)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罪恶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歌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刚才出东门的时候,就不想着再回来了。
回到家进门惆怅悲愁。
米罐里没有多少粮食,回过头看衣架上没有衣服。
拔剑出东门,孩子的母亲牵着衣服哭泣说:
“别人家只希望富贵,我情愿和你吃粥。
在上有青天。在下有年幼的孩子。你现在这样做不对!”
丈夫说:“你不要管!我去了!我已走得太晚了!我已见白发脱落了,这种苦日子谁知还能够活几天?”
注释
东门:主人公所居之处的东城门。
不顾归:一作“不愿归”。顾:念。不顾归,决然前往,不考虑归来不归来的问题。
来入门:去而复返,回转家门。
怅:惆怅失意。
盎:大腹小口的陶器。
还视:回头看。
架:盎架。
“拔剑”句:主人公看到家中无盎无食,拔剑再去东门。
儿母:孩子的母亲,主人公的妻子。
他家:别人家。
哺糜:吃粥。
用:为了。
仓浪天:即苍天、青天。仓浪,青色。
黄口儿:指幼儿。
今非:现在的这种冒险行为不对头。
咄:拒绝妻子的劝告而发出的呵叱声。
行:走啦!
吾去为迟:我已经去晚啦!
下:脱落。
《东门行》描绘了一幅凄惨又壮丽的画面。主人公走出家门,不想回家,可是妻子儿女又难以割舍。一进屋门,家徒四壁,生活无望,又拔剑出门,妻子生怕出事,一边哭泣一边劝阻,但主人公仍感到无路可走,终于挥衣而去。
诗的前半写主人公要去“为非”的原因,用了六句。前二句写他下了决心走出东门,诗中却说“出东门,不顾归”。“不顾归”,是说原本下了决心,不打算来归,但又不得不归,因为心中毕竟有所顾念。所顾念的自然是妻子儿女。可以想象:主人公在东门外踟蹰、扼腕,过了好一会,终于又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来。然而,家中的景况,对于他来说,不啻当头棒喝,打消他的任何幻想。所以接下的两句说,“来入门,怅欲悲”。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除了那一条路,别无他路可寻。心中悲酸,都系于一个“怅”字,这并非平常的怅然之叹,而是一种绝望之感。摆在他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无衣无食,这比出去干那桩事更可怕。要么冻馁待毙,要么拚作一腔热血,同命运作最后的决斗。如取后者,尚存万一生的希望,顶多牺牲个人,却可能救活可怜的一家老小,若取前者,全家人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这一段,通过主人公复杂心理活动的描叙,把主人公推向矛盾的顶点。诗中入情入理地写出此君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可怕的道路,乃是为贫穷所逼。诗的主题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之上,就不致使人产生伦理上的厌恶之感。这便是此诗的不可动摇的美学价值。
这六句在炼意上颇有独到之处。一个本来安分的人怎样走上那条危险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诗人则紧紧抓住主人公几度徘徊,归而复出这一心理和行为的激烈矛盾,就写出其中的必然性。又如“盎中”以下两句。盎中无米,架上无衣,都是主人公眼见的事,可是,诗人却将“视”字属下句。这样,在表现效果上就大不同。盎中无米,架上无衣,是悲感之所由发,也就是主人公之所以不得不去冒险的根本原因。这是全诗的关键所在。如说“视盎中无斗米储”,就将本句与上句隔断,从而使语势陡然转折,上句的“悲”字就失却那种震撼心灵的力量。像诗中这样将“视”下属且加“还”字,就更加重了上句的意义:吃没吃,穿没穿,还有什么活路呢?因而具有征服读者的不可辩驳的力量。
后半,“拔剑东门去”承上句而来,是主人公由犹豫、反复到下定最后的决心。主人公要出去做事,不一定非要作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但诗中这样处理,却异常真实地表现出主人公决绝而无反顾。以下妻子牵衣哭劝一段文字,是对主人公这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戏剧性烘托。妻子说,别人富贵我不羡慕,我甘愿和你喝稀饭。这是自欺欺人的话。家中灶下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约她也觉出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就又说: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吧。这话当然也不会生出什么效果。主人公早就不信老天爷了。她又让他为儿女着想,而他正是为了儿女才这样做的啊。妻子想到的是另一层:一旦事败,触犯“王法”,不但救不了一家老小,而且还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深渊。这句话对前面主人公的极度矛盾的心理作了注脚;同时前后照应,加深了此诗悲剧的内涵。主人公的行为不免饮鸩止渴,又势在不得不饮。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说,“今时清,不可为非。”(余冠英认为“今非”中似有脱文,应作“今时清,不可为非”)主人公这样回答他的妻子:“咄!行!我去为迟!”两个单字句,一个四字句,短促有力,声情毕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决难回转,他是就要去拚命了。“咄”在这里是急叱之声,吆喝他的妻子走开,不要拦阻他。他说现在去已经为时太晚,并非指这次行动,而是说先前对自己的可悲处境尚不觉悟,对这世道尚缺少清醒的认识。“白发”一句,可能是汉代的俗语,意思大概如今天说的“谁知还能活几天”。表明主人公把这罪恶的人生看穿了,而不是说人的年龄。
这篇诗歌虽然采取了杂言形式,但是由于用字简练,句子长短相济,读来有顿挫流离之感。
乐府中有两篇《东门行》歌辞,这里用的是本辞。另一篇为晋乐所奏,共四节,较本辞有所增衍。其中最显眼的是“今时清廉,难犯教言”之类的句子。这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粉饰。尽管作了这样的改动,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能改变,最后只好予以排斥。这篇民歌的遭遇,见诸《古今乐录》所引王僧虔《技录》的记载:“《东门行》歌古‘东门’一篇,今不歌。”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当时首都的贵人们衣服、车马、装饰、庐舍全都讲究豪华;而农民却丰年不得饱食,饥荒年头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许多人沦为奴隶,时有暴动发生。《东门行》里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批判现实主义,从词牌开始就是在痛骂当权者,醉太平,粉饰太平罢了,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朝廷还纸醉金迷,难怪元朝90年就灭亡了。
堂堂的大元朝,一帮奸佞小人当权,从开河换取钱财开始就是祸害的根源,惹得红巾军造反,(红巾军好像是朱元璋参加的那支武装,后来做大了,就不多说了),法令又滥又重,弄得四海之内怨声载道。穷的人就差吃人,有钱人能更有钱,那朝那代有这种现状。官贼一体,苦到最后的还是老百姓。
通篇在控诉社会现实,但更有些像战斗檄文,号召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广大受苦群众去造反。
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本词题目为“山居即事”,词的内容扣紧题目来写,描写老词人初夏季节的山居生活清闲情景,表现老词人满足于这风景优美、人情淳朴的山村生活环境的安适情怀。
上片主要描写初夏季节优美的自然风景,突出自己山居生活环境的清幽绝尘和自我情怀的自然惬意。起二韵笔中带趣,曲折起伏地写出水鸟飞来瓢泉碧水潭中的风景,动中含静。写轻鸥飞来,群集水面,划破瓢泉如镜子似的碧水的优美景象。一语“点破”,把瓢泉先前的平静如镜与现在的涟漪乍起就都表现出来了。这是破静入动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轻鸥的到来,不仅会有动作,而且会有声音,轻鸥的鸣叫词面虽然未写,但是,它们的声音自然被暗融于画面中。这是瓢泉景象由静入动的第二层意思。所以,第一韵就已生意毕出。接韵更“锦上添花”,写不常见的一双紫鸳鸯飞来与轻鸥争浴的景象。“更何处”一语,体现出词人看见紫鸳鸯比看见常见的轻鸥更为欣喜的感情。“故来”一词,也是语中含情,仿佛这多情的紫鸳鸯,有意赶热闹、有意要令词人开心。起头才两韵,就已经把水鸟毕集的景象写得极为热闹。第三韵不再以景显情,而是直接转回自身,写自身自然惬意的心境。本来,读《离骚》的行为本身,是胸中块垒转借《离骚》发,但是此处因为借用了一个“读《骚》痛饮为名士”的典故,再加上整体语境又是那样安适,主旨又是谈论满足的境界者。至于“看竹”一句,则是在苏轼的原诗上再翻进一层,不仅表现他比苏轼更趋于达观、对“看竹”与“吃肉”二事不强作雅俗分别的混沌境界,而且也表现出他目前生活安稳清闲、有“竹”有“肉”。“何妨”一词,最具韵味。上片末韵,复归到优美的自然景象的描写,描写山上飞泉流珠泻玉的清美景象,使瓢泉的景色突破“一泓澄绿”的格局而具有更开阔、纵深的空间效果。同时,飞泉日日献明珠的措辞,反映出了词人满足于如此清美景象、不以清贫为耻的精神境界。
下片主要表现山居生活环境的宁静悠闲、饱满自足和人情的淳朴亲厚。过片接“有飞泉”一韵而来,写酣畅的春雨过后,田间陇上生意自然的景象。春水注满了田间,得到水分充分滋养的秧苗,生意充沛;忙完了农耕后的黄牛安适地度过它闲暇的白日。总之,一切处在自在的状态中。接韵以一“看”字领起,词人充满喜悦地向读者指点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田陇上快成熟的麦子,恍若连天的黄云;蚕房里已吐出的蚕丝,正似朵朵白雪。至此,五月乡野的生机,被绿色的秧苗、黄色的麦穗、白色的新丝勾勒出一幅简朴而大方的图画。“若要”一韵,情中含理又带有以理遣情的痕迹,滋味最是蕴藉隽永。它写出了词人对此田园风景的满足感,也传递了词人志愿未得实现的微憾感,而终归于以理遣情的平静旷达。结韵更突出地显示出乡野生活的人情美:野老热情相邀,扶他到枇杷园中尝新的画面,显示出一种亲切淳朴的乡野的友情,借这一镜头,词人传达出了自己与晚年的陶渊明一样融化于简单淳朴的田园生活的情意。
本词的抒情风格,体现出轻扬闲适、理趣盎然的特点,语言朴素而大方,韵昧恬淡而隽永。
《后游》是杜甫重游修觉寺时的作品。由于心态的不同,旧地重游往往会有绝异的感受,在《游修觉寺》中,杜甫客愁重重,在《后游》中,杜甫却又客愁全减。诗人带着游修觉寺的回忆跨过可爱的小桥再次登山访古刹。在诗人看来,壮丽秀美的山川好像等着诗人或游客去登临纵目,斗艳作姿的花柳无私地盼望着诗人或游客去领略欣赏。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寺和桥都是曾游之地,诗人再游时对桥和寺都更生爱怜之情。这两句采取倒装句式,将宾语的“寺”和“桥”提到谓语动词“忆”与“怜”前,突出游览的处所,将对景物的深厚感情和盘托出,点出后游在感情上的深进。
头两句从写诗人对“寺”、“桥”有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两句则转入写此地山水草木也都对诗人有情,正是人有意,物有情。这两句诗是很有含蕴的,它透露了诗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弦外之音是大自然是有情的、无私的,而人世间却是无情的、偏私的。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诗人在概叙了江山花柳之情后,又具体描绘晨景和晚景两幅画面。这两句表明了时间的推移,诗人从早到暮在此,可见流连之久,又从侧面说明了景色之美。
全诗以感慨作结:“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表面看来好像这仍是赞美此处风景绝佳,其实,这正是诗人心中有愁难解,强作豁达之语。杜甫流落西南山水间,中原未定,干戈不止,山河破碎,民生多艰,满腔愁愤,无由排解,只好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所以减愁两字是以喜写悲,益增其哀。
这首诗写得表面豁达,实则沉郁,只是以顿挫委曲之态来表现这样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更为感人的效果。此诗采用散文句式,而极为平顺自然。这一种创新,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的影响颇大。
上片,咏东园的迷人风光。第一、二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写“东园好”。“见说”,点明非“听说”,是亲身感受。具体好在哪里,好在“能消”像苏轼这样政治“北客”之“愁”闷,这是铺垫之笔。第三、四、五句,写百闻不如一见,东园风光实属迷人。虽然苏轼不是本乡本土的人,但一“登楼”,纵观全景,气象万千,顿觉豁然开朗,令人神往。这是苏轼“行尽江南南岸”所未曾见到的美景,颇有范仲淹在岳阳楼上所观写山光水色的韵味,令人心旷神怡。正因田园如画的仪真,才把苏轼“淹留”、挽留住了。
下片,特写眼前事物,感叹人生短暂。第一、二句特写白昼“短日”的“枫”虽“明”而已“缬”,微寒“清霜”的“菊”既“暗”而又“球”。这典型的带有双关意义的深秋景物,是在给予苏轼什么。第三句,一语道破此时此地苏轼思想的真谛:“流年回首付东流!”似有人生短暂、不堪回首的愁闷。最后两句,借助古代文人的传统心理来自我安慰:凭借东园的美好景色,让苏轼内心增添了愉悦。凭借潘岳的能耐,延缓苏轼逐渐发白的双鬓。
全词借景抒情,借东园美好迷人的风光事物,敞开了苏轼旷达宽阔的胸怀,消解了多年积抑于心的愁闷。触发了苏轼复杂的思想情绪中的消极心态,也为苏轼内心增添了心事忡忡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