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诗。丈夫久别，凄然独处，对于季节的迁移和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因而先从季节、气候写起。孟冬，旧历冬季的第一月，即十月。就一年说，主人公已在思念丈夫的愁苦中熬过了春、夏、秋三季。冬天一来，她首先感到的是“寒”。“孟冬寒气至”，一个“至”字，把“寒气”拟人化，它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来“至”主人公的院中、屋里、乃至内心深处。主人公日思夜盼的是丈夫“至”、不是“寒气至”。“寒气”又“至”而无犹不“至”，怎能不加倍地感到“寒”！第二句以“北风”补充“寒气”；“何惨栗”三字，如闻主人公寒彻心髓的惊叹之声。 时入孟冬，主人公与“寒气”同时感到的是“夜长”。对于无忧无虑的人来说，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会觉察到夜已变长。“愁多知夜长”一句、看似平淡，实非身试者说不出；最先说出，便觉新警。主人公经年累月思念丈夫，夜不成寐；一到冬季，“寒”与“愁”并，更感到长夜难明。

　　从“愁多知夜长”跳到“仰观众星列”，中间略去不少东西。“仰观”可见“众星”，暗示主人公由辗转反侧而揽衣起床，此时已徘徊室外。一个“列”字，押韵工稳，含意丰富。主人公大概先看牵牛星和织女星怎样排“列”，然后才扩

　　大范围，直至天边，反复观看其他星星怎样排列。其观星之久，已见言外。读诗至此，必须联系前两句。主人公出户看星，直至深夜，对“寒气”之“至”自然感受更深，能不发也“北风何惨栗”的惊叹！但她仍然不肯回屋而“仰观众星列”，是否在看哪些星是成双成对的，哪些星是分散的、孤零零的？是否在想她的丈夫如今究竟在哪颗星下？

　　“三五”两句并非写月，而是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观星之时自然会看见月，因而又激起愁思：夜夜看星星、看月亮，盼到“三五”（十五）月圆，丈夫没有回来；又挨到“四五”（二十）月缺，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丈夫始终没有回来啊！

　　“客从”四句，不是叙述眼前发生的喜事，而是主人公在追想遥远的往事。读后面的“三岁”句，便知她在三年前曾收到丈夫托人从远方捎来的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而那封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不难设想：主人公在丈夫远别多年之后才接到他的信，急于人信中知道的，当然是他现在可处、情况如何、何时回家。然而这一切，信中都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封简之至的信，她却珍而重之。“置书怀袖中”，一是让它紧贴身心，二是便于随时取出观看。“三岁字不灭”，是说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多么的温柔敦厚！

　　结尾两句，明白地说出她的心事：我“一心抱区区（衷爱）”，全心全意地忠于你、爱着你；所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分别了这么久，你是否还知道我一如既往地忠于你、爱着你呢？有此一结，前面所写的一切都得到解释，从而升华到新的境界；又馀音袅袅，馀意无穷。

　　“遗我一书札”的“我”，乃诗中主人公自称，全诗都是以“我”自诉衷曲的形式写出的。诗中处处有“我”，“我”之所在，即情之所在、景之所在、事之所在。景与事，皆化入“我”的心态，融入“我”的情绪。前六句，“我”感到“寒气”已“至”、“北风惨栗”；“我”因“愁多”而“知夜长”；“我”徘徊室外，“仰观众星”之罗列，感叹从“月满”变月缺。而“我”是谁？“愁”什么？观星仰月，用意何在？读者都还不明底蕴，唯觉诗中有人，深宵独立，寒气彻骨，寒星伤目，愁思满怀，无可告语。及至读完全篇，随着“我”的心灵世界的逐渐坦露，才对前六句所写的一切恍然大悟，才越来越理解她的可悲遭遇和美好情操，对她产生无限同情。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此诗在构思上的特点，是用侧面描写来表现主题。诗中并没具体描写战争，而是通过对塞外景物和昔日战争遗迹的描绘，来表达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开头四句是从军士饮马渡河的所见所感，描绘了塞外枯旷苦寒景象。诗人把描写的时间选在深秋的黄昏，这样更有利于表现所写的内容。写苦寒，只选择了水和风这两种最能表现环境特征的景物，笔墨简洁，又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首句的“饮马”者就是军士。诗中的“水”指洮水，临洮城就在洮水畔。“饮马”须牵马入水，所以感觉“水寒”，看似不经意，实则工于匠心。中原或中原以南地区，秋风只使人感到凉爽，但塞外的秋风，却已然“似刀”。足见其风不但猛烈，而且寒冷，仅用十字，就把地域的特点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三四两句写远望临洮的景象。“平沙”谓沙漠之地。临洮，古县名，因县城临洮水而得名。即今甘肃东部的岷县，是长城的起点，唐代为陇右道岷州的治所，这里常常发生战争。暮色苍茫，广袤的沙漠望不到边，天边挂着一轮金黄的落日，临洮城远远地隐现在暮色中。境界阔大，气势恢宏。

　　临洮一带是历代经常征战的战场。据新旧《唐书·王晙列传》和《吐蕃传》等书载：公元714年（开元二年）旧历十月，吐蕃以精兵十万寇临洮，朔方军总管王晙与摄右羽林将军薛讷等合兵拒之，先后在大来谷口、武阶、长子等处大败吐蕃，前后杀获数万，获马羊二十万，吐蕃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诗中所说的“长城战”，指的就是这次战争。“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这是众人的说法。对此，诗人不是直接从正面进行辩驳或加以评论，而是以这里的景物和战争遗迹来作回答：“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足”是充满的意思。“白骨”是战死者的尸骨。“今古”贯通两句，上下句都包括在内；不仅指从古到今，还包括一年四季，每月每天。意思是说，临洮这一带，一年四季，黄尘弥漫，战死者的白骨，杂乱地弃在蓬蒿间，从古到今，都是如此。这里的“白骨”，包含开元二年这次“长城战”战死的战士，及这以前战死的战士。这里没有一个议论字眼，却将战争的残酷极其深刻地揭示出来。这里是议论，是说理，但这种议论、说理，却完全是以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因而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手法极其高妙。

　　这首诗着重表现军旅生活的艰辛及战争的残酷，其中蕴含了诗人对黩武战争的反对情绪。

　　首联写洛阳的夜景。清静的夜晚，白云已回到了家中，只见天上的天河已没有了夏日的浩瀚，皎洁的月光笼罩全城，整个夜空只有几个稀疏的星星的闪烁。本联起笔不凡，视野阔大，写洛阳秋夜天高云淡，月华似水，清辉笼罩着静谧的古城。

　　颔联中的“秋”“雁”“月”“捣万家衣”这几个意象。鸿雁是候鸟，春秋迁徙。秋天，大雁乘着长风，奋力飞往南方越冬。这种景象每每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或分别友人的怀念之情，因此，诗人们常以鸿雁作为书信的象征，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而关于“月”与“捣衣”，唐王朝沿用府兵制，应征人员的衣服武器俱得自备。所以，每到清寒时节，在家的女子就要在劳作之余趁夜为戍边的丈夫准备寒衣。而唐朝时民间衣料依然是苎麻葛，需砍来苎麻煮后再捣而成葛布然后再制衣。此时，征人之妻不仅承受着赶制戎衣的沉重负担，在精神上还承受着征夫音讯不通、长年不归的煎熬。她们往往借助“捣衣”的劳作表达对丈夫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所以它们都是唐诗中表示思念的常见的典型意象。所以诗人选用的这几个意象，从其本身我们就能看到其中蕴含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在手法上，“见”是视觉描写，展现的是作者眼前所见。而诗人所见的大雁高飞之处远达千里，所以所写的是远观之景。而后句的“闻”则是听的意思，诗人听见捣衣声采用的是听觉描写。而炼制苎麻捣成葛布，这声音必不会如大雁般千里之外还能听到，所以“月中闻捣万家衣”所写的是近闻之景。

　　在写作思路上，“秋后见飞千里雁”必然是白天所见之景，正是因为看见大雁南飞，深感凉意，发觉寒冬将至，所以人们才会趁夜，诗人也才能“月中闻捣万家衣”。诗人这两句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由白天看见秋寒意象引发月下闻捣衣，也符合当时人们生活的日常逻辑，思路顺畅。

　　颈联写作者在青门道送别了自己的友人，要和家在东吴黄鹄矶友人作长久的离别。“青门”点出送别地点，“长怜”表现了诗人对客居异乡的朋友的无限同情和怜惜。“久别”写出了诗人无友人相伴的孤独寂寞，又暗含思念好友和渴望早日相见的厚意。

　　尾联宕开一笔，作者想问一问，写给友人书信该寄往哪里呢?不知道皇甫冉郑丰两个人是否已经回到东吴还是仍然客居西雍，渺无定踪，才不知道寄书当向何处。我对你的一片用心如果不能到达，这无异于彼此之心在两处违背。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