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此词完整地描写闺中女子彻夜等待情人到来而终至绝望的情景。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澹烟如柳。垂翠幕，结同心，待郎熏绣衾。”上片六句，首两句用赋法，运用简洁明净的语言，交代青年男女倍受离别之苦的折磨，直叙“相见稀，相忆久”，点明远人离去已久，由此引出闺中女子浅淡如柳的眉黛，显示其娴雅柔静的气质和孤寂凄凉的意绪。“眉浅”一句，写因相思相忆，无由与远人相见而懒画蛾眉，眉薄妆浅，其谁为容，将心情外化，以形写情。尽管如此，她仍然心怀希冀，下面“垂翠幕”三句，女子移步闺房，放下了翠幕，准备就寝，却又用锦带结着同心结，又用薰香薰了绣被。这几个动作，表现了女子的一片痴情，她在“待郎”归来。
“城上月，白如雪，蝉鬓美人愁绝。宫树暗，鹊桥横，玉签初报明。”下片六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情人终究没有出现，女子却是彻夜无眠。女子空对城头上的一轮冷月，内心更感悲楚。“蝉鬓美人愁绝”，简直是痛彻心扉，把一位深夜独坐的怨女形象，非常真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结末三句描写黎明光景，深受离别折磨的女子又熬过了这一个漫漫长夜。除“蝉鬓美人愁绝”一句为赋法外，“城上月”两句和“宫树暗”两句，都是女子所见，“玉签”一句，写所闻。正是在这“见闻”之中表现了女子的无眠和“愁绝”。作品运用了正面烘托和反面映衬的手法，将清夜的冷月、幽暗的宫树、玉签的报晓，皆透过清冷的景致渲染出凄苦的情感氛围；然而“结同心”、“鹊桥横”等痴情苦语，又很自然地流露出女子对爱情的渴望和期待，可是她的期待之情越是殷切，失落之苦便更见沉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首句点出贬地之远，正符合诗人初到柳州的心境。本以为在永州十年等待而来的诏返，可以让自己再展宏图，未想到反被迁往更加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所以“趣绝”、“孤城”、“千万峰”，组合成叠相交加的荒远、隔高的空间意象，反映了他最直觉最敏锐的心理感受，处于这样的荒山远岭中，即使身为地方刺史，也如同被抛弃，于是，其寂寞之情随笔福来：“空斋不语坐高舂”，一“空”、一“不语”，直陈孤独之况。接下来写官事冷清、环境险恶，进一步铺叙其寂寞、忧恐之情。在荒州为官，穷极无聊，印不用而生绿、砚长不磨而生尘，已见常寂难耐，而环顾山水，又常有异鸟、怪物出没在视野里，其忧惧之情可以想像。最后两句寄塑对方，希望得到关心理解，诗人意谓：“丈人您是个清心寡欲的高士，可我不若您之机事尽忘，优游自适，您大概会想到我这个远谪绝域之人一年来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吧。”言外极其孤独，极其苍凉。
柳宗元七律大多作于柳州，虽不多，但情感皆哀而酸楚，艺术亦精绝工致。此诗起句引出寂寞之情，中间展开具体景况铺写，结句画龙点晴，以“憔悴容”回照全篇，结构可谓浑然。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