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一共二十句，可以分两大段，前十句为第一大段，后十句为第二大段。前十句回忆往昔扫灭薛举的征战，追述了作者当年满怀壮气，仗节破敌，“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后十句描述李世民即位后暂停华轩，瞩目俯视旧日战地的情景。这首诗雄放宏拔，颇见动感与力度。
第一大段是描写诗人当年的英姿豪气和与薛军激战的情形。
前四句：“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诗人回忆起自己少年时期，英气逼人，提戈持节，英勇杀敌，心胸高如空中的朗朗晴日，志节如同秋霜一样纯洁。
后六句：“移锋随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诗人以一系列新颖的意象来作比喻：唐军在征战之时，其锋芒所向，有如随电骤起，其势如长河的奔涌，一泻而出。薛军的营垒如同天外星陨，顷刻粉碎沉落，而兵阵亦如风卷横云，顿时四分五裂，这样，一次大战，使得敌军气焰大为收敛，再次战斗，就将凶暴的敌人彻底消灭。在这六句中，诗人略去了战争中的细节，而是用高度概括的形象，一气直下，势如破竹，具有雷霆万钧之力。
第二大段写重过战地的所见所感。
前两句：“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诗人来到扶风战场，停下有华盖的帝王之车，俯视着旧日激战的川原。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这四句正是他所看到的场景。当年双方激战的痕迹，似乎被沉沙掩埋，看不出什么迹象了，只有军灶还依稀地残留着一点痕迹。“减灶”，语出《史记·孙子传》，齐将孙膑用增兵减灶的计谋，以示兵力虚弱，诱魏将庞涓进入包围圈，将其歼灭。这里的“减灶”，实指军灶，同时也补足了上一段对战争的描写：不仅有战场上的力的明争，而且有帷幄中的智的暗斗。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那中原上的水波在晚霞的照射下，多么明净；远处的峰峦有如莲花，在薄雾的笼罩中，显得朦朦胧胧。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斗转星移，世界转眼之间千变万化，人间万物，今昔非比。想想多年来的沙场浴血奋战，看着眼前的太平天下，才深感自慰。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颇具特色。为了表达“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的感叹，作者在前后两大段中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对比，篇首，作者提戈仗节，生龙活虎，是雄姿英发的少年，而篇末感喟世途流易，人事沧桑，则显然已渐入老成。其次是环境的对比，当初激战时有如电起河决，星沉云裂，一派剧烈动荡之势，而驻轩属目时，却是故迹沉沙，水净莲昏，一片安谧宁静气氛了，动静之间，对比十分强烈。第三，由此而引出了情绪上的对比，前一段意气昂扬，雄伟奔放，真有不可一世柏壮志豪情，而后一段则显得雍容稳健，深沉凝重，在胜利的自豪中，掺和着一种因为时光易逝的淡淡的哀愁。这些前后不同的变化和对比，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诗思更为深厚，耐人寻味。
这首诗在形式上也自有其特点。除开始二句和结尾二句为散句外，中间全是一对一对的联句，排叠而下，很象后来的排律，不过平仄不合粘对原则罢了。它在语言的工整和词性的对偶上，继承了齐梁诗的特点，为唐诗逐步向排律发展，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是一种创造中的探索。
这首词以轻浅的色调、幽渺的意境，描绘一个女子在春阴的清晨里所生发的淡淡哀愁和轻轻寂寞。全词意境怅静悠闲，含蓄有味。
每一次春来，就是一次伤春的体验。词人之心，很早就发出了“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的愁怨。然而他们的命运也往往是一年年地品尝春愁。此词抒写的是淡淡的春愁。它以轻淡的色笔、白描的手法，十分熨贴地写出了环境氛围，即把那一腔淡淡的哀怨变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渗透出来，表情深婉、幽缈。“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索漠轻寒中袅袅而升的是主人公那轻轻的寂寞和百无聊赖的闲愁。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词作的境界。
上片写天气与室内环境的凄清，通过写景渲染萧瑟的气氛，不言愁而愁自见。起首一句“漠漠轻寒上小楼”，笔意轻灵，如微风拂面，让人不自觉地融入其中，为全词奠定了一种清冷的基调。随后一句还是写天气，强调“轻寒”。初春之寒，昏晓最甚。更何况阴云遮日，寒意自然更深一步，难怪会让人误以为是深秋时节。“无赖”二字暗指女主人公因为天气变化而生出丝丝愁绪。“淡烟”一句视角从室外转到室内，画屏之上，淡烟流水，亦是一片凄清模样，让人不禁生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下片写倚窗所见，转入对春愁的正面描写。不期然而然中，他的视线移向了窗外：飞花袅袅，飘忽不定，迷离惝恍；细雨如丝，迷迷蒙蒙，迷漫无际。见飞花之飘缈，不禁忆起残梦之无凭，心中顿时悠起的是细雨蒙蒙般茫无边际的愁绪。本写春梦之无凭与愁绪之无际，却透过窗户摄景着笔于远处的飞花细雨，将情感距离故意推远，越发感生出一种飘缈朦胧、不即不离之美。亦景亦情而柔婉曲折，是“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人玉屑》卷二十一引晁无咎语）的佳例。词人将“梦”与“愁”这种抽象的情感编织在“飞花”、“丝雨”交织的自然画面之中。这种现象，约翰·鲁斯金称为“感情误置”，而这在中国诗词中则为司空见惯。“自在飞花”，无情无思，格外惹人恼恨，而反衬梦之有情有思。最后，词以“宝帘闲挂小银钩”作结，尤觉摇曳多姿。细推词脉，此句应为过片之倒装句。沉迷于一时之幻境，不经意中瞥向已经挂起的窗帘外面，飞花丝雨映入眼帘，这便引出“自在”二句之文。而在结构艺术上，词人作如是倒装，使得词之上、下片对称工整，显得精巧别致，极富回环变化的结构之美。同时，也进一步唤醒全篇，使帘外的种种愁境，帘内的愁人更为分明，不言愁而愁自现。句中“闲”字，本是形容物态，而读者返观全篇，知此正是全词感情基调──百无聊赖的情感意绪。作为红线贯串打通全词，一气运转，跌宕昭彰。
此词以柔婉曲折之笔，写一种淡淡的闲愁。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一份闲愁。不知何时何处，它即从你心底无端地升起，说不清也拂不去，令人寂寞难耐。词人们又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它，捕捉住它，并流诸笔底。而此时，又必然会渗透进他们对时世人生的独特感受。冯延巳的《鹊踏枝》写出了人人心中皆有的这般闲情，却也包蕴着一种由时代氛围所酿成的说不清、排不开的愁绪。“古之伤心人也”的秦观，年少丧父，仕途抑塞，于新旧党迭为消长之际，一再受到排抑，满腹满腔人生的遭际感慨，泛化为一种凄怨感伤的心境意绪而弥漫于词作之中，呈现出含蓄蕴藉、窈深幽约之美。此词曲折传情而凄清婉美，《词则大雅集》卷二称“宛转幽怨，温韦嫡派”。作为婉约派词人，他正是远祖温韦，近承晏柳，融各家所长为一体，成其细腻含蓄而又凄怨感伤之风格，吟唱出较“花间”、“尊前”更为绸缪凄婉的角声，别具一番魅力。
就思想内容来说，秦观的词多写艳情，与晏几道、柳永相似，但却能以语言的翻新、情致的幽趣历来受人激赏。这首词写的是春愁，一种细微幽渺的、不容易捉摸的感情，但作者以他非凡的功力，借具体的景物描写和形象的比喻，将它表现了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它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它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梦与愁成为可以接触的具体形象。沈祖棻《宋词赏析》分析这两句时，说：“它的奇，可以分两层说。第一，‘飞花’和‘梦’， ‘丝雨’和‘愁’，本来不相类似，无从类比。但词人却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轻’和‘细’这两个共同点，就将四样原来毫不相干的东西联成两组，构成了既恰当又新奇的比喻。第二，一般的比喻，都是以具体的事物去形容抽象的事物，或者说，以容易捉摸的事物去比譬难以捉摸的事物。但词人在这里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说梦似飞花，愁如丝雨，而说飞花似梦，丝雨如愁也同样很新奇。”这两句用语奇绝，特别具有一种音乐美、诗意美和画境美。
在文学大家的笔下，对情、意表达的处理常见“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两种方式。它们都会有理想的表达效果，但秦观在这里的幽情轻吐却有如此的效果，依赖于其善于渲染、语言精美、比喻神奇，但更关键的是内中的那种情致。冯煦称赞说：“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秦观的个人气质与文体特征已经融而为一。这首词没有一处用重笔，没有痛苦的呐喊，没有深情的倾诉，没有放纵自我的豪兴，没有沉湎往事的不堪。只有对自然界“漠漠轻寒”的细微感受，对“晓阴无赖”的敏锐体察，对“淡烟流水”之画屏的无限感触。这春愁，既没有涉及政治，又没有涉及爱情、友谊，或者其他什么。它其实只是写了一种生活的空虚之感。在一个敏感文人的心里，这种空虚寂寞伴随生命的全程，它和愿望、和理想、和对生命的珍视成正比，无边无际，无计可除。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