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开始八句，突兀而起，描写了作者初见剑门山那种惊愕的神态。如此奇险、雄壮的大山，真是地造天设。山山相连环绕西南，山上的石头犄角都指向北方。两崖高耸，仿佛墙壁，砌垒之状，宛如城郭。只要有一个人怒而据守，即使百万人也莫敢近前。这些生动的描写，一方面是采用赋的手法，直接描绘山势的雄奇、险要和壮伟，展现了壮阔宏大的气势，十分形象，使人如临其境。诗中用“险”字、“壮”字来形容剑门，全篇都从这二字生发开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诗中采用了赋中有兴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蕴丰厚，耐人寻味。”诗人从险峻的山势中，已经清醒意识到，这样险要的地理环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随时都有脱离中央王朝，地方割据的危险。“石角”，表面是写山，其实是象征那些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阀。
在具体描写的基础上，作者针对时事，抒发议论。诗人先写当前朝廷剥削百姓，珠玉等物日往中原，故蜀民穷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为之气色凄怆。其中“走”字系由《韩诗外传》中化用而来，卷六云：“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同‘由’）主君好之也。”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对四川人民的苛敛和搜刮，从而揭示了天下致敌之由。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从历史的角度抒发议论。回想上古时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时人们不分彼此，连鸡犬也是随便放的。而夏商周之后，虽对远方实行怀柔政策，但其设官受贡，开了后世苛捐猛征之先，并且对跋扈之徒也逐渐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军阀高视阔步，称王称霸，彼此互不相让，厮杀得难解难分。这些议论，句句是说历史，而句句又联系着现实。
最后四句，诗人直抒胸臆表达对发动战争，割据祖国之人的强烈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诗人说：我要谴责天公，真想铲平这重山叠嶂；想到割据一方的事将来会不时发生，我不禁临风惆怅、沉默无言了！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诗的关键所在。“罪真宰”、“铲叠嶂”云云，与篇首对险、壮的极力描写，遥相呼应，使上面的描写落到实处；“恐此复偶然”，又是对“并吞”、“割据”等议论的总结，并进一步表达了对今后形势的忧虑。陈贻焮先生说：“诗人所虑者有二：一，剑门天险，利于军阀扼险割据，古已有之，今亦难保无虞；二，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若诛求太过，难免结怨生乱。这也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杜甫评传》中卷）这深深的忧虑，使得全诗的结尾显得更为沉郁有力。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却又有意宕开一笔，“临风默惆怅”，生动地画出了诗人欲言难言的形象，隐隐透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给人以悠然意远之感。诗歌突兀而起，经中间的转折变化，到最后的稍稍宕开，全诗像狂澜陡涨，腾挪跌宕百姓流转，把作者心潮变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领悟到雄奇阔大、苍茫浩远的诗意。
杜甫在诗中议论，是开了宋人的以议论为诗先河，但杜甫的诗中议论也不同于一般宋诗。一方面，诗人的议论与景物和人事的描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议论建立在生动的形象之上，自然生发。另一方面，作者在议论中融注着自己的激情，语语扣人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议论处处针对着现实社会，因此毫不空泛。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词从特定情境落笔，上片交待时间、渲染氛围、描画景物，下片先点明主人公的身份，后以人物活动和神情直接点示情绪，写尽幽怨之意。全词先构境，后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写情，层层铺垫，层层渲染，以景衬情，悱恻感人。
词的上片通过三字句、七字句和五字句三种句式的结合运用来创作一种音律节奏上的回环跳宕，依次描述了同一时间片段内的同一场景，和五言体“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的对句比起来显得更有流动感和立体感。其中，“天欲晓”一句中的一个“欲”字，既交代了具体的时间是天将亮未亮之时，又制造出一种心理上的效果，使得读者的审美期待同时向着黑夜与黎明两个时间点产生张力——在这天光刚刚放亮之时，读者似乎既能感受到对黎明的期待，又能感受到对夜的留恋，情感也不由得因此变得模糊起来。
下片，词人首先仅选取一个时光的片段来写：“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因为周遭之静，宫漏的滴水之声似乎成了巨响。那声音绕过花枝，穿过花丛，缭绕在宫宇榱桷之间，在制造出一种广大的寂寞之余，也为这不尽的时间之流画上了刻度，让读者察觉出它的流逝。天光既要放亮，星光自然便要隐去，残存的几点星光，透过窗户，映带出一片清冷。这里，词人以“宫漏”交待女主人公所处的地点，同时也说明了女主人公的身份——她很可能是宫中的一位嫔妃或侍女。接着便由写女主人公的所见、所听写到了其所感：“冷露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这两句使用了和此前引用的“五言体”相似的对仗的句式，但将其变成了六言，在节奏上多了一种变化。其中，前句写冷雾带着寒气侵入室内，爬上了帐额。这冷雾的入侵，既写出了女主人公寂寞而无处可逃，也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孤独。最后的“梦断锦帷空悄悄，强起愁眉小”二句以人物活动和神情直接点示情绪，写尽幽怨之意。如电影之镜头，自远而近，层层循序摄入诸多相关景物，最后推出特定环境之中的特定人物，诸种景物遂以女主人公的情绪为中心融为一片。其中，前句写女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既无关爱，又无温暖，只有锦帐空摇，漏声为伴。后句中的“强起”则既可以理解成是不得不起，也可以理解成是强撑着起身，但描摹的终究是女主人公的一种无助、无奈的姿态；“愁眉小”则写女主人公因忧愁深重，蹙敛眉头而使眉毛都变小了。
全词先构境，后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写情，层层铺垫，层层渲染，以景衬情，悱恻感人，而到结尾以一“愁”字点明主题，深得颊上添毫、目中点睛之趣，以凄清的景象烘托出女主人公孤独幽怨之情，从而展现出女主人公满腹心思、满含怨愁、孤独凄清的形象。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言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