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
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