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题旨在于讽刺南朝君主的荒淫失政。
首联“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点地纪游。这二句是说天未破晓，犹能听到静夜中玉漏一声声的滴响，而玄武湖中，鸡鸣埭口，绣襦宫人又已纷至沓来了。这一联的上句涉及宋（因玄武湖宋文帝时方建成，并改今名），下句用齐事，但实际上是泛咏南朝君主游幸频繁，不拘某一代。所谓“玄武开新花，龙舟宴幸频”（《陈后宫》），不言宋、齐、梁、陈，而自可包在其中了二再看一个“催”字，写其游幸之急之沉浸，南朝君主既如此沉于此、忙于此、醉于此，如果不失政，倒是咄咄怪事了。颔联“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这一联言陈后主荒淫比齐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中又寓荒淫相继，后代更胜前朝之意。“谁言”“不及”用反诘的语调加以嘲笑。诗人就是用最为跌宕的句法，由面及点，转入后半首对陈事的重点咏写，因此接着颈联说“敌国军营漂木柿，前朝神庙锁烟煤”，其谓隋军造战船的木片已经飘了过来，意谓隋军压境，形势已十分险恶，然而全无心肝的陈后主却依旧沉湎于女色，荒淫享乐，不祭祖庙，连祖宗也忘记了。这也就暗示着陈朝祖宗之统绪已绝，其覆亡的历史命运绝对是难以逃脱的。陈后主如此，其臣子又是如何：“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这就是诗的尾联所告诉读者的：后主嫔妃、学士都姿容艳丽，使得当年江总为歌咏她们的姿容而费尽了才华。江总位当宰辅，充尚书令，却被当作“狎客”使用，可见后主荒淫、废弃政事到何种程度。而身为尚书令，位当宰辅的江总，其才华仅用于歌咏妇人容色，又是何等可悲。大小臣工甚众，仅一大市令吴兴章华出来极言强谏，他严正指出：“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这是内。而外他则说：“疆场日蹙，隋军压境。”这真是振聋发聩之忠良之声。然而这严峻存在的内忧外患却统统被陈叔宝这个昏君和江总这帮佞臣忘记得一干二净。陈叔宝与江总们在演戏，君臣都在串演陈朝亡国的悲剧，既毁灭了国家，也毁灭了自己。姚培谦说：“学士满宫，而狎客作相，所贵于才华者，乃只为覆亡之具也乎？”也看到了末联不只仅是讽刺，而是还含有深深的感慨。也正因此，讽刺之意义则更为深刻。
这首诗前半通过典故串合，追括六代，后半专咏陈朝事。其构思以南朝为一整体，点面结合。叙次错综善变，寓讽意于叙述描写之中。清冯浩评曰：“案而不断，荒淫败亡，一一毕露。”诗人虽意在揭示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史实，也不啻是对晚唐统治者的一种严重警诫。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