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主要表达对人间功名富贵的态度，抒发自已空有雄心壮志而无人赏识的心情。下片以孤高傲世的红梅自许，象征其渴望亲上战场杀敌立功的心愿。全词不假修饰，较少用典，直抒胸臆，激情迸发，很有感动力量。
上片主要写身世之愁。但因为他始终把抗金复国作为唯一的功业追求，于是在他的身世之愁中，透出的是他的爱国之恨。起韵突然一问，劈面而来，把作者对于世间功名——这一被庄子论为偶然性外物的蔑视和困惑，这一矛盾的感受显示出来，寄寓着比平叙更强烈的情感。“今古人间” 一语，有包拢人间的力量，显示出他对功名作追根究底探索的态度。接韵承上而来，又暗中反接苏词中“酹江月”的意思，表现出自己因为壮志难酬，功名难就，而滋生的无比忧愁。他用“重城”、“万里”这样极表愁恨之繁多与深远的字眼，说明往日愁恨的深远难消，又用“坚壁”这一显示人的活动和情感的词，来形容今日仍不能从愁恨中解脱出来，象苏轼那样，满腔激情为自然风月所安抚。他怪罪于风月的无情，其实是曲笔表明了自己的无心于自然风月。以下一韵，正面慨叹自己的身世：他本是为国家抗金复土所急需的人才，理应成为执政者那个“药笼”中的一味急用药石，可因为执政者推行投降路线，举国以清谈风雅为尚，以至于他这样的人才反而被抛弃不用，就如同当年赋才第一的司马相如混迹隐身于酒垆间一样。就这样，自己的光阴被消耗殆尽了，满头的乌发已白如堆雪，这是多么地可惜！他的命运悲歌，唱到此处，悲情无以复加。以下猛然顿住，收住这曲浩歌，以“坐中三杰”作为旁衬，唤起下文。
下片正面来抒发耿耿国忧。将希望和失望、安慰和痛苦揉合在一起来写，显得愈加感慨凄凉，情蕴丰富。首韵接上片末句而来，在意境上忽然宕开，在情调上突然振起。他即景生情，以凋零的黄菊与冲寒的新梅作对比，表明自己虽然衰老沉落了，但是却有继起的新人——也就是 “坐中三杰”在成长，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新的希望。以下不能自已地拾起“浩歌”余绪，再陈心曲。醉眼西望未复神州，觉得收复的希望太渺茫。揩眼的动作，既示意着他的老去，目力不佳；也表明他盼望之心态殷切，因而西望不能不慎重。孤鸿明灭，下得特能表现他欲罢不能、欲起不行的矛盾。如果没有这孤鸿，希望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如果有很多的鸿雁在南北两地飞传消息，希望就很有保证。惟有这时见时隐的孤鸿，让作者实在难以放下心思。“万事”一韵，是作者对于翻覆如浮云来去的政局的悲愤叹息。“从教”一词，表明他对此浮云无定的局面的无奈与撒手，而“枉了冲冠发"，则显示出他生命的被浪费，热情的被枉费。这与开篇的追问“功名何物”，和下文的自许“药笼功名”相关合，显示极度愤慨与无奈。结韵以在长庚残月的凄清景色中怀念故人的意象，表明故人零落、自身孤寂的情感，结得悲怆。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开篇追问“功名何物”，表明他虽然对功名有困惑，但蔑视的情感更分明，而其下却自许“药笼功名”，说明他虽然否定世俗所追求的一般功名——也即富贵的别称，但却对于抗金复国的真英雄事业孜孜以求，希望建立那样的真正功名。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思想深度是明显的。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上片写伤春怨恨。首句抒情，百种相思与千种怨恨交织在一起。“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早就有伤春之心，再加上被春酒所困而病酒恹恹。“薄幸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薄幸郎辜负了别人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满，要在枕边问明白。“枕畔”，“不忿”中盼着重逢相。
下片诉愁。过片“懊恼风流心一寸”，后悔为了情爱而劳役自己的身心。“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强行将自己灌醉酒，以求得好入睡，也仍然像以前那样烦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这两句是说：这种爱恨交织的相思，全是因为你造成的，可是你却不相信。泪珠滴尽了，而愁怨却难以消尽。
这首词写一个多情女子对薄幸情郎的怨而不怒的复杂的情感。她不愤怒，但她懊恼、烦闷、愁苦、哭泣。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天真的希望：“何时枕畔分明问”。然而，“此意为君君不信”，她等待的恐怕还是失望。一首小词，感情容量却如此复杂。
此诗抒写游子怀乡之情。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两句，分别点出时令、地点，写了北风袭来，秋意萧瑟，滞留在楚地的诗人于黄昏时登台望乡，从向晚的北风中领略到阵阵清寒。起首以“北风初秋至”一句提领全篇。次句提到的“章华台”在楚地，表明诗人其时正滞留楚地。
夏末秋初，日常气温仍很闷热，季节变化不甚分明。只有到白昼将尽，暑气稍退，晚风中才透出秋意。大凡他乡游子，对于节候的变易十分敏感，尤其冬春与夏秋之交，其间风物变异虽微，却格外令人关情，如唐人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诗人以高台秋风起兴，发为咏唱，言外隐然有“归欤”之叹音。这两句渲染出一片游子悲秋之意绪，涵盖全篇。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两句，诗人以色调浓重的笔墨描绘傍晚时分，高天暮云流走，言其似从西极崦嵫山吹来，以显示楚天千里、瞑色苍茫的阔大境界，衬托出高台之人的孤独寥落形象。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两句则较细致地描写秋声：地上林木摇落，枯桑因风作响；台前空阶寂寂，莎鸡声声悲鸣。这里以秋物之有声来反衬周围环境的寂寥萧瑟。诗人面对此情此景，触绪纷来，黯然伤神。这节叙景承首句“北风初秋至”而来，从高空浮云写到地上林木，从远山暮色写到空阶络纬，以见风之动物，物之感人。画面上笼罩着一派清秋的凄凉与衰飒气氛。
末一节由叙景转为抒怀，以“翩翩飞蓬征”一句引出。此句写蓬草随风飘浮，既遥承头一句“北风初秋至”而言风之动物，又与下句“怆怆游子怀”关合，文句自然成偶。两句以飞蓬的顺风飘扬，喻游子的千里流荡，触景伤怀，怆然而悲。出此一笔，亦赋亦比，章法转落无痕。最后以“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作结语。此言诗人眺望故乡，盼自此而归。然天长地阔，故乡望而不见，不禁悲怅萦怀。结尾两句回映前文的登台远眺，提明篇旨。通篇笔意融贯，浑成一体。
这首诗写景有其独创之处，主要不在描写技巧的高明，而在写景本身所显示的一种新的变化。大抵在建安以前，诗歌中的写景，主要是作为比兴，所占的比例也较小。照清吴乔《答万季埜问诗》所说：“《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诗，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而这首诗年代虽不能确考，但至少与《古诗十九首》相当，是可以确定的。
从一方面看，诗人于自然风物并非纯作客观地描摹形态、状写声色，其中确带有某种喻示性。例如浮云、暮色，既是摄取眼前景物入诗，然而一经描绘，便成为具有特定意象的事物。清秋暮色之于离愁，无根浮云之于游子，都是古代诗歌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由此而言，此诗叙景仍可见出《诗经》以来传统的以景物为比兴的痕迹（这种情形在魏晋以后诗歌中依然常见）。
但更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此诗的写景已不再是用一两笔作穿插点染，它在诗中占有显著的篇幅和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自然景物的描写已有脱离只作抒情叙事的陪衬和纯属比兴的媒介物，而以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描写对象出现的趋向。尽管它仍带有从传统诗歌叙景方式中脱胎而来的痕迹，却有不同于《诗经》乃至《古诗十九首》的新的特质。换句话说，建安以后才较为普遍化的注重写景的倾向，在这里已经有所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