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这个题目，一般地说都应该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昔日生活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感想。这首诗即分两部分来写。
前两句写初到南郑。从南郑跨越秦岭，出大散关，即临渭河，所以说“出渭滨”。首句写作者当年曾随军强渡渭水，次句写关中百姓慰问宋军，并向他们泣诉在被占区所受到的屈辱，言外之意就是殷切期望宋军收复失地。三四句写在南郑的活动。这两句用“昼”“夜”概括全天活动，从中可以体会到作者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北伐准备工作的炽烈感情。
后四句是忆后的悲愤心情。“共道功名方迫逐”，用“大家都认为”功名屈指可待来展示诗人当年的壮志。“岂知老病只逡巡”，用“没有料到”作转折，使前面句句之意急转直下，至末二句则与前半首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他一边抚摸书卷，一边流泪。诗人灯下披览史书，联想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
此诗在章法上，每两句构成一个小的意群，再由这四个链条组成全篇，结构天成，思路精密。语言运用上，作者深于锤炼，比如“壶浆马首泣遗民”，一句三意，写尽了北方遗民的心情。第六句用“逡巡”写眼前，不仅表现了一个“老病”者的行动特征，而且刻画出一个有志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的彷徨心理。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是汉代《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本为“建威扬德，劝士讽敌”的军乐，然今传十八曲中内容庞杂，叙战阵、记祥瑞、表武功、写爱情者皆有。清人庄述祖云：“短箫铙歌之为军乐，特其声耳；其辞不必皆序战阵之事。”（《汉铙歌句解》）本篇就是用第一人称，表现一位女子在遭到爱情波折前后的复杂情绪的。
开头五句写其对远方的情郎心怀真挚热烈的相思爱恋：她所思念的情郎，远在大海的南边。相去万里，用什么信物赠与情郎，方能坚其心而表己意呢？问遗，犹言赠与。她经过一番精心考究，终于选择了“双珠瑇瑁簪”。“瑇瑁簪”，即用玳瑁(一种似龟的动物)那花纹美观的甲片精制而成的发簪。“双珠”，谓在发簪两端各悬一颗珍珠。这在当时可谓精美绝伦的佩饰品了。然而女主人公意犹未足，再用美玉把簪子装饰起来，更见美观（绍缭，缠绕之意）。单从她对礼品非同寻常的、不厌其烦的层层装饰上，就可测出她那内心积淀的爱慕、相思的浓度和分量了。这几句写物寄情，以少总多，表达已言简意丰，情调复缠绵悱恻。试看汉末繁钦《定情诗》中“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结恩情？佩玉缀罗缨。”“何以慰别离？耳后瑇瑁钗”等句，分明是受本篇启发而化出，此亦正可发明本诗“何用”三句意蕴之妙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晴光滟敛的爱河上顿生惊涛骇浪，爱情的指针突然发生偏转，“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 (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语）
“相思与君绝”以下六句，写其由激怒渐趋冷静之后，欲断不能的种种矛盾、彷徨的复杂心态。“相思”句较上文“勿复相思”之果断决绝，口气已似强弩之末。盖 “相思”乃长期的感情积淀，而“与君绝”，只一时愤激之念，二者本属对立而难统一，故此句实乃出于矛盾心情的叹惋，大有“剪不断，理还乱”之意蕴。循此绪端，自然生出“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的回忆和忧虑。“鸡鸣狗吠”“喻风声布闻。”（《诗比兴笺》）《易林·随之既济》：“当年早寡，孤与（宇）独居；鸡鸣狗吠，无敢问者。”即指鳏夫与寡妇夜间来往，惊鸡动狗，已露风声。此处亦谓女子忆昔与郎幽会往来，不免风吹草动，使兄嫂备悉隐情，而今若断绝，居家将何以见人？对兄嫂又如何解释？所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穴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加上始乱终弃的严重后果，自然使她不无顾虑和动摇。何况那“鸡鸣狗吠”中幽会的柔情蜜意时刻，仍然顽固地在牵动着她那旧日的缕缕情思，使她依依难舍呢！“妃呼豨”，正是她在瞻前顾后，心乱如麻的处境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的一声歔欷长叹。清人陈本礼《汉诗统笺》云：“妃呼豨，人皆作声词读，细观上下语气，有此一转，便通身灵豁，岂可漫然作声词读耶？”闻一多《乐府诗笺》亦云：“妃读为悲，呼豨读为?歔欷。”训释至为允当。三字悲叹，在感情、语气上承上启下，直贯结尾二句意脉。“肃肃”，形容风声凄紧；“晨风”，即晨风鸟。《诗·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晨风鸟即雉，朝鸣以求偶。“飔”，闻一多训为乃 “思”字之讹，言晨风鸟慕类而悲鸣。“高”，音、义皆同“皓”，指东方发白，天将欲晓。二句写女子在悲叹中但闻秋风阵阵凄紧，野雉求偶不得的悲鸣不时传来，使她更加感物共鸣，相思弥甚，犹豫不决。然而她又自信：只待须臾东方皓白，定会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陈本礼云：“言我不忍与君绝决之心，固有如曒日也。谓予不信，少待须臾，俟东方高则知之矣。”（《汉诗统笺》）如此，则“高”尚有喻其心地光明皎洁，感情热烈持恒之义。不过，这层隐喻之底奥，在字面上却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的，读者似乎亦拭目以待其下文。故庄述祖、闻一多皆以为《上邪》即本篇下文，应合为一篇。余冠英亦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此说确实发人深省。
此诗的结构，以“双珠瑇瑁簪”这一爱情信物为线索，通过“赠”与“毁”及毁后三个阶段，来表现主人公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的感情波折，由大起大落到余波不竭。中间又以“摧烧之”、“相思与君绝”两个顶真句，作为爱憎感情递增与递减的关纽；再以“妃呼豨”的长叹，来联缀贯通昔与今、疑与断的意脉，从而构成了描写女子热恋、失恋、眷恋的心理三部曲。层次清晰而又错综，感情跌宕而有韵致。其次，这首诗通过典型的行动细节描写（选赠礼物的精心装饰，摧毁礼物的连贯动作）和景物的比兴烘托（“鸡鸣狗吠”及末尾二句）来刻画人物的细微心曲，也是相当成功的。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