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是一个整体,对作者的外甥郑灌进行教育和勉励,是出征前的一堂很好的政治、军事动员课。诗中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外甥郑灌的爱国壮举,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
第一首,用奇异的联想,把郑灌获得从军的机会比喻为博得“好彩”头,说为了保卫祖国,从军戍边,这是非常光荣、幸运的事,应当感到高兴。“万人开”三字,把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边境的场面展现出来,多么豪迈有气魄!接着,诗中勉励外甥树立起“丈夫”的雄心壮志,英男杀敌“斩胡头”,以报效祖国。这样,故乡的人们都会感到光彩。“天子”是封建社会中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象征国家。
第二首,描写边境战斗的壮丽图景。英武的将士们手持丈八蛇矛,威风凛凛地开赴陇西边境,刚开弓搭天就使敌兵震惊不已,一触即溃,闻风丧胆。这虽然是一种设想的情景,但却流露出诗人对于正义之师的赞美。诗人为祖国有这样的军威阵势而感到自豪,也很关切战斗的胜利。因此,他特意叮咛郑灌要精通祖先传下的兵法,瓦解敌军,使其真正降服,大量缴获他们的军需军备。
第三首,展望战斗的胜利,满怀信心,鼓励郑灌勇敢杀敌,克期凯旋。诗人以长辈的口吻,反复嘱咐郑灌:完成破敌任务后就荣归故乡,言下之意是说:亲人们在等待着你,早日归来,以免悬念!诗中还反映了诗人对于进犯祖国的敌人的痛恨。“枭首当悬”,则表明诗人希望对敌人杀一儆百、攻心为上,做好安抚事宜。
此诗把描写、抒情和议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语重心长,感情炽烈,具有强烈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