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数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第一首小令中，作者先以“柳营，月明，听传过将军令”交代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主人的身份。“柳营”也即汉代周亚夫屯军所在的细柳营，汉文帝曾经因为没有军令而被挡在营门之外，赞叹日“真将军矣”，因此“柳营”后来就成了军纪严明的军营的代称。刘时中用在此处，显然是要称赞这位设宴的万户在治军上的成绩。
“高楼”“卧护”两句，进一步围绕将军治军的严明展开。夜半时分，明月高悬，鼓角随时准备奏响，打更之声间作，这一派威严肃穆的景象透露出万户所辖军队的不凡气度。“卧护”一句，写将军终日勤于军事，抱病守边，使得边疆战事不起，百姓得以平安度日。这一句本是要表达对将军功绩的推崇和赞美，若把握不当，容易给人以谀美之嫌疑，但作者巧妙地引人了“高楼”“鼓角”等意象，将称誉之情融合到景色的渲染中，从而自然地带出了作品的主题，可谓不落俗套。
“横槊呤情，投壶歌兴”句，乃是以“前人旧典型”来进一步衬托将军的才华功业。“横槊”化用的是三国曹操典故，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曾称赞其“横契赋诗，固一世之雄”；“投壶“的典故则出自宋代名将岳飞，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曹、岳二人，都是历史上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将领，作者以万户和此二人并列，对将军的文韬武略可谓推崇至极。
“战争，惯经”，以一个“惯”字点出将军身经百战的经历，是对将军往昔经历的回忆。而“草木也知名姓”，化用的其实是唐代张万福的故事，《唐书·张万福传》载：“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日：‘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作者在这里将镇守边疆的将军和主镇一州的刺史相提并论，十分巧妙得体，渲染出了万户威名赫赫、声震南北的气势。
第二首小令着重刻画将军的心理，生动传神。《虎韬》《豹韬》，与《文韬》《武韬》《龙韬》《犬韬》合称为“六韬”，据传都是姜太公所作，后世用以泛指兵书。“一览胸中了”一句，称赞万户的饱读兵书、胸中富有韬略。
但接下来，作者没有继续一味称颂赞美，而是开始刻画将军的苦闷心理。他先写将军现在的尴尬处境，虽然通晓兵书、善于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却只能“时时拂拭旧弓刀”，再也无缘上场作战。至于原因，则以一句“却恨封侯早”带过，十分巧妙。封侯拜相，出入朝堂，原本是许多人一生追求而不得的目标，但这位万户却因为其实现太早而心生抱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夜月铙歌，春风牙纛，看团花锦战袍”，这一句具体描写将军封侯后的怅惘情状，戎马半生、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如今失却了意气，只能于春风之中，夜月之下，细细地端详自己的“团花锦战袍”，沉浸在对往日边疆生活的追忆中。此情此景，连置身在外的读者都有一种怅惘、失落之感，将军本人心情的沉重，更是不必明言了。
“鬓毛，木雕，谁便道冯唐老”，这一句运用的是西汉冯唐的典故，冯唐是西汉文帝时的名臣，曾经为云中守魏尚辩护，使其官复原职，后来由中郎署长攫升为车骑都尉。但汉景帝时期，这位知人善任、敢于犯颜进谏的重臣却被罢免，一直闲居家中。等到武帝即位，想重新启用这位旧臣时，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再上朝效力了。自此，“冯唐易老”便成了功名不就、试图蹉跎的代名词。此处，“谁便道”三字是作者对万户的勉励之语，诚挚动人，想来老将军听到后也必定被冯唐自勉的精神鼓舞吧！
这两首小令，一则称扬将军往日功业，一则刻画将军此刻心理，虽是常语，却用得贴切自然，颇能翻出新意，丝毫不见做作俗滥。
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