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数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诗中露面的人物,仅有诗人一人,他正从一家花园的高墙下经过,尽管墙头的花朵半隐半现,却依然望见了因枝条受到牵动而引起的悠悠的晃动。诗人由此驰骋想象,他推测在墙的那一边,正有一位美人在摘花,而不只是由风吹的缘故。
此诗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一进一退。第一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突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虽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以副词“犹”字反接进行强调,文势振起。诗歌形象由“花半隐”的静态描绘随即转换成“动花枝”的动态描写。视觉形象上的这一跌宕变化,引起诗人心中的疑虑与猜想。故后两句由料想之词“当”字引出。诗人判断止于疑是之间,“当由”与“讵止”(岂只之意)一呼一应,情韵回萦,意味绵长。事实上,是否真的有美人在摘花呢?倒也未必。然而诗人想象如此,希望如此,即使读者也无不但愿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大墙内外曾经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诗不仅自身值得玩味,且对后世亦有所影响。《西厢记》写莺莺为约会张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明月三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后两句就可能受到刘孝威的这首《望隔墙花》的启发。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墙里与墙外进行构想,或许也曾借鉴过此诗的思路。
本诗首句语极沉着,意极惨痛。作者刘子翚是南宋诗人,“前朝”即指北宋,再根据注释可知,“覆鼎” 指误事失职的权臣,所以“覆鼎误前朝”就指出北宋覆亡是因为有奸臣误国,这个“误”字揭示了北宋覆亡的原因。而“空嗟”就是空自叹息,诗人感慨自己虽然知道事实如此却也只能空叹,无力挽回。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两句由议论改为写景,由注释可知,王傅指王黼,太师指蔡京,指出了诗的前两句所挞伐的具体对象。王蔡二人生前曾不遗余力地搜刮钱财来营建府第园林,妄图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他们的园林面积之大,建筑之宏丽豪华令人惊叹,然而民心不可侮,国人不可欺,短暂奢华之后他们便身败名裂,为天下笑。钦宗即位后,王黼受到贬斥,在流放路上被杀,蔡京放逐岭南,死于途中。于是,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风”“月”在。所以,这两句即暗示了王蔡当年的奢靡,也有用“风”“月”反衬的意味,还寓意着虽然此时当年窃据国柄的王黼、蔡京早已死去,但他们的骂名会永远存在下去。
“浮云护月,未放满朱扉。”描写秋夜景色。化用杜甫诗:“明月生长好,浮云薄渐遮。”(《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以点明秋夜。作者翻出新意,说“浮云”为了“护月”,轻轻将月亮遮住,浮云似有意怜惜明月,不让她的光辉全部洒满朱扉。这一层朦胧黯淡的景色与词中主人公怀人伤感的心情是一致的。
“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偷入书帏。”两句对仗,上句是耳闻之声,下句是目睹之景,暗壁、破窗,一派贫居陋巷的潦倒景象。鼠摇、萤度,烘托室内寂静无人,引起词中主人公一种凄清幽独的感觉。“偷入书帏”系化用唐代诗僧齐己《萤》诗:“夜深飞入读书帏。”用一“偷”字,说明萤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书帏的。万籁寂静之夜,词人在陋室之中所闻所见,用以烘托环境之寂寞、萧索。
“秋意浓,闲伫立,庭柯影里。”用内转之笔,点出时令,并入情。至此,词中主人公才正式露面,词中主人公在幽寂的、静得怕人的室内再也呆不下了,只好步到中庭,悄立树阴,忽觉襟袖之间一阵好风吹来,顿觉秋意已浓了。“里”字同部上声叶韵。
“好风襟袖先知。”系套用杜牧《秋思》诗中“好风襟袖知另加一“先”字,就不只是写襟袖而且是写人对风的敏锐感觉。空间已由室内转向室外。词中主人公当此深秋,独自悄立闲庭,“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柳永《满朝欢》)怀人之念,油然而生,上片结拍,情景交融,然秋宵夜永,独立庭心,逗出怀人契机。由此引入下片。
“夜何其。”借用《诗经·小雅·庭燎》“夜如何其”的诗句,“犹问夜已到何时,委婉曲折道出他夜深无眠。”“其”是句尾助词。这是作者设问:夜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呢?暗示他独自悄立树阴,因怀人而夜不成寐。秋水伊人之感,也如晏几道词“梦入江南烟水路”(《蝶恋花》)一样,他所怀念的人也在山重水复的江南。
“江南路绕重山,心知谩与前期。”第一句写景,接着入情。美成所怀念之伊人,乃在江南重叠山峦之间,旧游之地,历历在目,想去寻找呢,又担心“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晏几道《蝶恋花》);次句直抒胸臆:当时预约重逢的前期是徒然的,现在由于岁月推移,人事变化,恐怕已难于实现了。写到这里,似乎话已写尽,忽然看到恋人的旧时书信宛然在目,又触发旧情,引起新愁。
“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奈”,无可奈何之意”;“堕泪”非只今夜事,前时已然,亦包括今夜。“泪”字韵押同部去声。先写“堕泪”,再补写为何“堕泪”。“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典出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唐时以萧娘为女子之泛称,如将萧郎作为男子的泛称一样,并不指固定的人,如元稹诗:“揄扬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白居易诗:“风朝舞飞燕,雨夜泣萧娘”。这首词中的“萧娘”当然是指词中主人公的恋人。旧时“萧娘”书信一行行,一字字,分明写在纸上,读来令人肠断,睹物思人,不觉伤心落泪,这就是“旧日书辞犹在纸”所引起的感情激荡。他想到现在要是能和她再通书信的话,那虽不能见面,也可鱼来雁往,互诉相思,也是一种安慰。“纸”字韵押同部上声。
“雁信绝,清宵梦又稀。”结句低欲绝。虽想重通音问,但她“山长水阔知何处?”(晏殊《蝶恋花》)鱼沉雁杳,已够伤心,但若能常在梦中相逢,岂不也可聊慰相思之苦?在感情上得到某种补偿,这是他最后的幻想。但偏偏连梦也很少做,真是“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晏几道《阮郎归》)他的要求逐步降低,由想见面降到只求通信,由求通信降到只求梦中想会也可以,但他的相思强度却逐步升高,直到连梦里相逢也难办到时,则最后的,最起码的希望也破灭了时,不免柔肠百结,低回欲绝,陷入了刻骨相思、彻底绝望的境地,抒情至此达到高峰,突然歇拍,余意不尽。
这首词由写景到抒情,由室内到室外,时空结合,层层递进,感情愈趋强烈,结构谨严,曲折多致。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此词深得其中之昧。处处说燕,而终篇无一燕字。说它写得不像,却很像;说它像,却又不太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词人主要通过烘托、陪衬等方法,迂回曲折地描写燕子所处的环境,燕子的声音、动作和体态;同时还借助了明喻和暗喻等手法。词的起首二句先写环境,后写声音。庭院深深,杨柳阴浓,渲染了庭院的深邃静。在这寂静的环境中,唯有双双紫燕,终日呢喃,神态上这就突出了词中的主体。不径说燕子,仅以“呢喃”二字,从声音上勾画出它的特点,接着后面两句,也以同样的结构,先写环境,后写动作,只是词人的眼先已庭院移到池塘。
一池春长,雨后新涨,碧波荡漾,境极美矣。此时忽有双双燕子,掠长而过。这是以环境之静,烘托燕子之动,动静相宜,便产生优美的情趣。“蹴长忙”三字,可谓得燕子之神。一只燕子刚从长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紧接着又一只燕子从长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飞燕踏长,前后相续,活生生的一幅飞燕闹春图呈现于眼前。虽不言燕,而生动的燕子形象已入读者眼帘了。
过片二句,通过环境的渲染、烘托,又进一步运用明喻或暗喻摹拟燕子的形象。用比喻亦不易,“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见张炎《词源》论咏物),其妙亦在似与不似之间。“萍散漫”,承上片“池塘”而来。池塘上浮萍点点,逐长飘流,映衬了空中的飞燕。“絮飘飏”承起句“柳阴”而来。既云有阴阴杨柳,自有柳絮飘飏,于中也自然地点出时当絮飞花落的暮春,与《武林旧事》所说的“三月初十日”恰相符合。柳絮在风中飘扬,烘托出燕子在天空飞翔的姿态。其体态轻盈,情韵杳眇,悠然可想。而着一“狂”字,回味无穷。
结尾二句,是全篇的警策,犹如画龙点睛,全篇因之警动。暮春时节,落红阵阵,有的飘在岸上,有的落入长中,惹人怜惜。词人说:“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写燕子惜花,同时也将人之怜香惜艳的心情反映出来。“落花都上燕巢泥”,是李清照(一作周邦彦)《浣溪沙》中的句子。李清照早于曾觌,曾词人之根可能出于李词。然李词所的只是燕子衔泥筑巢的结果,而曾词则刻画其过程,形象更为生动,情感更加浓厚。同时,下句的“归”字与上句的“去”字,相互呼应,落花逐长而流,而多情的燕子却把它一口一口衔回画梁,筑成芳巢。这就赋予燕子以大雅不俗的性格,实际上也映射出词人自己的“心影”。这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相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