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咏梅诗中仅以早梅为题的就为数不少。这类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早”字。这首《早梅》诗,用极富表现心理状态的手法,写出了梅花的坚强性格。
诗题是《早梅》,却并没有具体描写早梅的形象、姿韵,而是在议论早梅“早发”的原因。“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美好的春天的来临,梅花不畏严寒,不惧风霜而早于众花开放。“迎春”二字,回答了“早发”的原因。“不疑寒”,化入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这些均从诗人口中说出,倍感亲切。同时,在诗人观赏早梅生发出来的感叹中,隐隐寄寓着诗人的情怀。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承上联,继续抒写早梅的原因。唯怕百花开在先头,自己落了后,没有人再来观赏,所以,争先恐后,早早放出了芳香。“畏”字引出的意义深远。原来,梅花独自早早开放,是有着一种追求的,不能落在“众花后”,而要开在“百花前”。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梅花人的个性,用“疑”“畏”等极富于表现心理状态的字眼,生动描写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而且,巧妙地寄寓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怀。
诗里没有直接出现梅的画面,也没有任何对梅的形象描绘,但读后,早梅的形象却鲜明可触。这是因为诗人的议论,紧紧扣住了一个“早”字,突出了早梅的性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梅花要迎接春天的来临,所以它早先开放。尽管冬天的天气是多么寒冷,但它还是傲然独立,毫不畏惧。
它只是怕开花落在群芳之后,到那时,人们游春的意兴索然,再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地观赏它了。
注释
发:开花。
疑:畏惧,害怕。
别意:格外注意,特别注意。
在咏梅诗中仅以早梅为题的就为数不少。这类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出一个“早”字。这首《早梅》诗,用极富表现心理状态的手法,写出了梅花的坚强性格。
诗题是《早梅》,却并没有具体描写早梅的形象、姿韵,而是在议论早梅“早发”的原因。“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为了迎接美好的春天的来临,梅花不畏严寒,不惧风霜而早于众花开放。“迎春”二字,回答了“早发”的原因。“不疑寒”,化入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这些均从诗人口中说出,倍感亲切。同时,在诗人观赏早梅生发出来的感叹中,隐隐寄寓着诗人的情怀。
“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承上联,继续抒写早梅的原因。唯怕百花开在先头,自己落了后,没有人再来观赏,所以,争先恐后,早早放出了芳香。“畏”字引出的意义深远。原来,梅花独自早早开放,是有着一种追求的,不能落在“众花后”,而要开在“百花前”。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了梅花人的个性,用“疑”“畏”等极富于表现心理状态的字眼,生动描写了梅花不怕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而且,巧妙地寄寓了诗人自己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的情怀。
诗里没有直接出现梅的画面,也没有任何对梅的形象描绘,但读后,早梅的形象却鲜明可触。这是因为诗人的议论,紧紧扣住了一个“早”字,突出了早梅的性格。
辛夷坞,蓝田辋川(今陕西省蓝田县内)风景胜地,王维辋川别业附近。坞,四面高、中部低的小块地方。
这首《辛夷坞》是王维《辋川集》诗二十首之第十八首。这组诗全是五绝,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小品,从多方面描绘了辋川一带的风物。作者很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不仅以细致的笔墨写出景物的鲜明形象,而且往往从景物中写出一种环境气氛和精神气质。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木末,指树杪。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之类。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上,形如毛笔,所以用“木末”二字是很准确的。“芙蓉花”,即指辛夷,辛夷含苞待放时,很象荷花箭,花瓣的颜色也近似荷花。裴迪《辋川集》和诗有“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的句子,可用来作为注脚。诗的前两句着重写花的“发”。当春天来到人间,辛夷在生命力的催动下,欣欣然地绽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似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
诗的后两句写花的“落”。诗人笔锋一转,将辛夷花置于一个山深人寂的环境之中,写它开时即热烈地开放,使山野一片火红,落时则毫无惋惜地谢落,令人想象花瓣如缤纷红雨洒落深涧。它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也不企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观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又反对趋入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它在这个空寂得发冷发自的涧户中,却又描绘出辛夷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声息,使人感到空寂中仍有生命的闪烁。
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落寞的景况和环境。此诗由花开写到花落,而以一句环境描写插入其中,一前后境况迥异,由秀发转为零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对时代环境的寂寞感。所谓“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陈子昂《感遇》)的感慨,虽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仍能于形象中得到暗示。
此词刻画了一个生活忧愁无绪、百无聊赖而彻夜难眠的女子。全词色彩华美,辞藻艳丽,语浅情深,含蓄有味。
此词上片首句“微晕娇花湿欲流”写梦中情景,以“湿欲流”写花饱蘸露水、晶莹可爱的样子写出“娇花”模样。“簟纹灯影一生愁。梦回疑在远山楼”,梦醒之时,对孤灯,辗转床席,愁思无限。
下片“残月暗窥金屈戍,软风徐荡玉帘钩”二句写夜景,末句“待听邻女唤梳头”荡开一笔,淡淡作结,别具一格,显出长夜失眠之人的百无聊赖。
全词着力描绘女子之慵懒情态,色彩华美,辞藻艳丽,语浅情深,含蓄有味,比陈子龙原作脂粉更重,绮思更浓。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