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赋》接着《高唐赋》而来。《高唐赋》的迟回荡漾之笔，似乎在牵惹楚襄王乃致读者对巫山神女的怀想之情，只是到了《神女赋》，这位隐身云烟、姗姗不临的美丽女神才终于在作者笔下翩然现形。但作者并没有因让她与早就心驰神往的楚襄王相遇，却幽幽显现在他的侍臣宋玉“梦”中，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此赋序文叙说的是宋玉和神女相遇。开笔写的格外迷离。先以宋玉的神情恍惚、纷纷扰扰为神女降临造境，未入梦已扰人心神，然后才是女神现身，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朦胧感觉，继写宋玉梦境又历历如画地重现。这一节叙说文字扑朔变化，一波三折，显示出作者行文上的腾挪纵收之妙。
这段序文，由于版本不同，“王”“玉”互讹，梦遇神女的究竟是宋玉还是楚王，自宋以来一直存有争议。这里暂依清人胡克家《文选考异》之说，考订为宋玉梦遇神女。
序文大意是说：宋玉跟着楚襄王游云梦，宋玉给楚襄王讲了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为他作了《高唐赋》之后，当夜宋玉果然梦见神女了。第二天他把他梦见的神女的形象描述给楚襄王听，楚襄王叫宋玉用赋的形式把他梦中的情景描写一番，宋玉照办了。和《高唐赋》一样，这段散文小序也非常精彩。它描写宋玉作梦的情景说：“晡夕之后，精神悦忽，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仿佛，若有所喜”了，这恰如今天人们开玩笑所说的“第六感觉”。宋玉对楚王描述神女的形态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这里突出地描写了神女的精神气质，她是那样地神采焕发，摄人魂魄。她作用于人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痴迷，而是整个灵魂的震颤。接着楚王又描写神女的装束与身段说：“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袿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这里不仅形象描写得生动传神。而且句法错落，韵节浏亮，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美。其中“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言”、“婉若游龙乘云翔”诸句，形式新颖，被人称为“后来七言之祖。”
后面赋的部分大约说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描写神女的容貌情态。作品先是总体的说她“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障袂，不足程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接着又分别的说了她的面貌、眼睛、眉毛、嘴唇、身段等等如何美。这段描写虽也颇费工夫，但实际并不动人。第二层是描写神女想和楚王亲近，但由于某种原因，也许就是“圣贤”们所产的“以礼自持”吧，忽然又拿捏起来了。作品说：“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沉详而不烦。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来往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这段描写神女的心理情态非常细致生动。她想：你去找楚王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和他相爱吗？可是等到见面之后，当两情相通，互相爱悦，意津津而将要不能自持的时候，神女忽然变卦了，她“扬音哀叹”，甚至还带出一层薄薄的怒容。她要保持自己“贞亮之洁清”，她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于是就和《西厢记》里崔莺莺第一次邀请张生私会一样的不欢而散了。但神女毕竟是爱楚王的，她虽然没有和楚王同床共枕，但她的心却是毫无保留地给了楚王，因此她们的离别是异常痛苦的。作品对此描写说：“于是摇佩饰，鸣玉鸾，整衣服，敛容颜。顾女师，命太傅。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采相授。志态横出，不可胜记。”这就是后一部分中的第三层意思。无情的离别无所谓，有情的离别是痛苦的，更何况仙凡相隔，后会无因，“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的就是这种终生难忘的遗憾。
整个后一部分是用骚体句和四言句结构成的，它用词浅显，贯通流畅。诸如“其状峨峨，何可极言。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读起来唇吻调利，与《高唐赋》后一部分的侈意铺排景物、堆砌辞藻大不相同。
序文和赋辞两部分中都有对宋玉与神女梦遇景象的描摹，似乎重复，实际却各有侧重。序文中对话部分的描摹，侧重在传写神女初临时给宋玉带来的印象，妙在从虚处落笔。才思横溢的宋玉竟然也因神女的显现而陷入失态和拙于言辞的境地，正有力的烘托出神女的惊世骇俗之美，给读者以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赋辞部分侧重在对神女的容貌、情态作精工细雕的刻画。肖像的勾勒中特别注重其生气、神情的活现。静态的描摹之后是动态和心理的传写，展现出神女美丽多情，但又洁清守身，非礼难近，似乎向世人表明她的心早已交付给长眠幽冥的先王。赋辞尾部又刻划了神女脉脉含情和依依不舍的一瞥，读来令人更加令人回肠荡气和思致绵远。
数百年后，“建安之杰”的曹植受到此赋的激发，以青出于蓝的高妙彩笔创造出同样神情美丽的洛神形象，才使巫山神女在北国有了一位冰清玉洁的神女姐妹遥遥与之辉映千古。
1935年，闻一多先生曾写过一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他认为巫山神女是楚民族的第一位母亲，就和北方中原地区的女娲等人相同。巫山神女掌管着行云布雨，也是一位造福于农业社会的精灵。同时巫山神女也掌管着男女之事，就如同《牡丹·惊梦》一场中牵合杜丽娘与柳梦梅并助其欢会的花神一样。这在原始社会本来是一位神圣、高洁而又极其富有人情味的形象。但流传到封建社会，尤其是到了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文人士大夫笔下，原有的巫山神女的形象也就渐渐地起了变化。即以此文中的神女而论，她竟然也讲究起“怀贞亮之洁清”来了，她最后竟然完全违背个人意愿扼制了内心的冲动，吞下了人生的苦果，而符合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先王”的教导。这纯粹是宋玉意识的自我表现。果然这点受到后人的称赞了，清代何焯说：“‘不可犯干’，守礼之正，所以抑流荡之邪心也。”男女爱情本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事，但在封建社会里被人看成是一种“邪恶”，因此巫山神女以及描写巫山神女的作品也就连带着被诋为“诲淫”了。
但人性是任何封建礼教所扼杀不了的，只要有男女，就会有爱情，巫山神女也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敬。三峡中巫山神女的形象高耸入云，吸引着古往今来的过客们翘首仰观；巫山神女的传说遍布中外，家喻户晓，与日俱新；有关高唐神女的文学作品，诗词曲赋，戏剧小说，层出不穷；类似曹植的《洛神赋》这种作品就更是模拟着《神女赋》写出来的。在这些地方读者都可以体会到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具有着极大的生命力，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宋发巧谈，实始淫丽。”似乎有些贬意。这是与屈原作品的功利主义相对而言的。倘若从文学发展、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则宋玉的“巧谈”与“淫丽”正自不可缺少，正应该大提倡。
再补充一下版本争议问题。前面说过，《神女赋》中的一些文字，从宋代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如“其夜玉寝”，《文选》作“其夜王寝”，历代文人多因《文选》而作楚王梦遇神女。其实，文选版《神女赋》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首先看《高唐赋》，在那里是宋玉给楚王讲故事，楚王听着高兴，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而到了《神女赋》中，却成了楚王作梦，楚王给宋玉讲梦，讲完后又让宋玉给他“赋”一回。两篇作品的结构不一致。再看《神女赋》中的写法，是楚王给宋玉描写神女的形象说：“茂矣美矣，诸好备矣”，一直到“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云云一大段，而后又是“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两段相连都是“王曰”，从内容上看从逻辑上看都有问题。因此人们认为这是由于作品在传抄流传中产生讹误造成的。《神女赋》序中的“王寝”、“王异之”、“王曰晡夕之后”、“王曰茂矣美矣”四句中的“王”字皆应作“玉”；而“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玉曰状何如也”三句中的“玉”字皆应作“王”。这样一来，就成了宋玉作梦、宋玉给楚王讲梦，楚王听后心里高兴，于是叫宋玉再给他“赋”一回。这样，一切矛盾就都解决了。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这篇作品流传日久，以讹传讹，楚襄王会神女的故事已经广泛地传播于口头，记载于简书，今天恐怕也只能是任其考订归考订，流传归流传了。
这是一首怀人的词。词的上阙写独守空房的孤独，下阙写凭栏泪眼望夫，表达了作者在转战奔走中对爱妻的一往情深。全诗借情抒情，意境悲怆，感情真挚。
上阙写独守空闺的凄凉景况。“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二句点明人物活动的时节和环境。清冷的秋色来到空寂的闺房，使盛年独处的思妇更觉夜长难耐，于是走出帘栊，默默地清扫梧桐树下的落叶。虽只平平淡淡地写景叙事，但秋闺的幽冷和思妇的愁寂已宛在目前。这里借鉴了李煜《乌夜啼》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之句，但李煜词明言“寂寞”，此词则将寂寞之意隐涵于景事之中，更见含蓄之美。
“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二句即用思妇口吻抒发愁怨之情。词中少妇本来指望和丈夫朝夕相守，共度华年，谁料竟然劳燕分飞，长难相见，好像同心结织不成，反织成了相思结。用“不成”和“翻就”把“同心结”和“相思结”联系起来，造成强烈的对照，更觉事与愿违，分外令人伤感。
下阙写苦盼征人的哀怨心情。“十二玉阑干，风起灯明灭”二句描写思妇凭栏凝望的情景。思妇独上高楼，倚栏长望，痴想眼前会出现远归的丈夫，但她倚遍了所有的栏杆，都不见丈夫的归影，此时秋风又起，远处灯光忽明忽灭，更叫她心乱神迷。
“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二句极写思妇的失望心情。她从傍晚时候起便站在楼头盼望丈夫，但直到夕阳西下，夜色越来越浓，仍未望见丈夫归来，只见一片还巢的乌鸦在冷月寒星下飞鸣而过。于是她完全失望了，腮边不禁挂上几行清泪。这里又借鉴了柳永《玉蝴蝶》词“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之句，以景结情，神余言外，尤为凄绝。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纯作客观描写，而且多借景色映衬，饶有深美流婉之致。但不难看出，词中的思妇就是词人心中的爱妻。词人想象她如此缠绵悱恻地思念着自己，正表现了词人对她的深长眷恋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豪杰”，志士之情，适为其伟大人格之体现。此词亦可以证之。
陆游的作品有其独特风味，总是能将悲愤激昂和闲适细腻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融于一炉，而本首诗就是其代表作，尽管“闲”的意味跟足。
这首律诗的主旨可以用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两句诗概括。诗词作品中的“闲”常常和“愁”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苦的万种“闲愁”。
无论是“帽围宽”，“尚薄寒”，还是“香漠漠”，“草离离”，更不必说“志士凄凉”，“名花零落”，无不构成了“闲愁最苦”，虽然诗人用闲适的口吻，细腻的描写来表现，却始终无法掩盖心中悲愤苦闷的愁绪。
钱钟书先生认为，南北宋交替时的许多爱国诗人，只表达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缺乏陆游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宏愿。上述见解在末句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只要“触事”就会“动忧端”，不只是“潦倒新停浊酒杯”，更不会“收拾吟笺”，否则就没有此诗。
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