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寓意诗，前两句写景，极写柳树的美态，诗人所抓的着眼点是柳条，写出了动态、形态和色泽显出它的材质之美。后两句写的是诗人对柳树遭遇及自己的评价，因为柳树所生之地不得其位，而不能得到人的欣赏，寓意怀才不遇而鸣不平，含蓄地抨击了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相关政府官员。
此诗前两句写柳的风姿可爱，后两句抒发感慨，是一首咏物言志的七绝。
诗中写的是春日的垂柳。最能表现垂柳特色的，是它的枝条，此诗亦即于此着笔。首句写枝条之盛，舞姿之美。“春风千万枝”，是说春风吹拂，千丝万缕的柳枝，随风起舞。一树而千万枝，可见柳之繁茂。次句极写柳枝之秀色夺目，柔嫩多姿。春风和煦，柳枝绽出细叶嫩芽，望去一片嫩黄；细长的柳枝，随风飘荡，比丝缕还要柔软。“金色”、“丝”，比譬形象，写尽早春新柳又嫩又软之娇态。此句上承春风，写的仍是风中情景，风中之柳，才更能显出枝条之软。句中叠用两个“于”字，接连比况，更加突出了“软”和“嫩”，而且使节奏轻快流动，与诗中欣喜赞美之情非常协调。这两句把垂柳之生机横溢，秀色照人，轻盈袅娜，写得极生动。《唐宋诗醇》称此诗“风致翩翩”，确是中肯之论。
这样美好的一株垂柳，照理应当受到人们的赞赏，为人珍爱；但诗人笔锋一转，写的却是它荒凉冷落的处境。
诗于第三句才交代垂柳生长之地，有意给人以突兀之感，在诗意转折处加重特写，强调垂柳之不得其地。“西角”为背阳阴寒之地，“荒园”为无人所到之处，生长在这样的场所，垂柳再好，又有谁来一顾呢？只好终日寂寞了。反过来说，那些不如此柳的，因为生得其地，却备受称赞，为人爱惜。诗人对垂柳表达了深深的惋惜。这里的孤寂落寞，同前两句所写的动人风姿，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对比越是鲜明，越是突出了感叹的强烈。
这首咏物诗，抒发了对永丰柳的痛惜之情，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政治腐败、人才埋没的感慨。白居易生活的时期，由于朋党斗争激烈，不少有才能的人都受到排挤。诗人自己，也为避朋党倾轧，自请外放，长期远离京城。此诗所写，亦当含有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慨在内。
此诗将咏物和寓意熔在一起，不着一丝痕迹。全诗明白晓畅，有如民歌，加以描写生动传神，当时就“遍流京都”。后来苏轼写《洞仙歌》词咏柳，有“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谁见金丝弄晴昼”之句，隐括此诗，读来仍然令人有无限低回之感，足见其艺术力量感人至深了。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三句直接驳斥儿子用以阻止词人引退的理由，有针锋相对之势。词人的儿子认为词人此时的官位还不够，积蓄的俸禄还不足以购买丰厚的田产，言下之意希望父亲能继续升官，而词人劈头便说：“吾衰矣。”儿子以富贵为念，词人便以富贵的时机、富贵的忧患来回应。“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五句全是用典，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穆生和陶渊明。西汉楚元王刘交以穆生、白生、申公三位贤士为中大夫、礼贤下士，席上专为不喜饮酒的穆生设醴，其孙刘戊继任为王后忘了设醴。穆生看出楚厉王怠慢背后潜伏的危机，毅然辞官。陶渊明曾当任彭泽县令，因为不愿意以五斗米的官俸而低头向乡里的小人，便辞官而去，在农村种地，不求闻达。词人直言要以穆生和陶渊明为师，有及时归隐、远离官场的意思，与儿子希望自己继续留在官场，等待词人以后富贵的想法背道而驰。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两句都在第三字后断开，造成了节奏和语意上的奇峭。作者不仅想到了归隐，而且连归后闲居处的亭、园的名字都想好了。“闲饮酒，醉吟诗”两句概括了理想的生活状态，“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两句引用禅语和谚语，说明人生苦短，眼前占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长久，不如看淡。“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三句不仅否认了富贵，而且否认了满足与不满足。
上片说做官的道路危机四伏，要以穆先生、陶县令这些以前的贤人为师，早点隐退，不要期待功名富贵，言外之意包含对朝廷不能用抗战志士的不满。下片想象归隐田园、饮酒吟诗的乐趣。整首词的语言看似平实通俗，实际上却贯穿各种典故和对前人作品句子的化用。通过给儿子讲述道理，把辛弃疾正直不阿、洁身自好的形象体现出来。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