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词上片前三句写春日北池的美好春光。荡舟北池，小舟划过，水波荡漾，波光潋滟，微风吹过，柔柳摇曳多姿。如此美好春光反令主人公伤春伤怀。“如此”二句，感叹春来春潋，美好年华逝潋，白了人头。在这年华之叹中，蕴含着词人的理想落空之悲。政治上的失意让词人即便是面对大好春光也难以释怀。
下片写宴饮，劝友人一醉方休。既然畅游不能够让心情好起来，那就痛饮吧，一沉醉换悲凉。所以在下片中，词人劝友人面对美丽的歌女，听着美妙的歌声，且斟满酒杯，举杯畅饮，一醉方休。如此即便流连花间，因病成酒，也自是一种风流。此时的词人空有满腔热情理想，一心为国却受压抑排挤，因此，这看似豪迈放逸之词中，实饱含着无数心酸和苦涩，读起来沉重伤感。
此诗纯是民歌体的一首诗，题目即由乐府古辞《休洗红二首》而来，而且从音调、字句上都仿拟《休洗红二首》的第一首（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故缝衣，记得初按茜。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承用其岁月易逝、红颜易老之义而以“休洗红”起兴，转而以少妇送别的口吻，最后以喻作结，嘱咐恋人功成名就后早日归来，不要一去不返，久负芳容，语浅而情深。
“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红纱绢洗得次数太多，难免褪色；红颜相思太久，自然憔悴。此处用比兴的手法说明岁月消磨，红颜易老，要珍惜青春时光。
“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以女子口吻写其送别之际嘱托男子功成名就后及时归来，不要如离弦之箭一去不返，使自己独守空闺，坐愁红颜老。这两句纯属生气灌注的活泼口语，语意浅近如话，比喻新颖贴切，晓畅自然，通俗易懂。
全诗使用了比兴手法，节奏明快，言短情长，语重心长，在叮嘱的话语中，既有嘱托，更有深切的期盼，深深地揭示出少女对情人深切的爱情，感情纯真，极富意趣。但全篇都是女郎送别的口气，虽然想象丰富，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摹拟仿制的痕迹也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篇文章由上下两篇组成，内容的重点各自不同。上篇以议论为主，先从风和松谈起，接着谈到松声的特点，再归结到金鸡峰上三棵松，用四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不同的风吹松的声音。下篇是上篇的补充，着重描写作者耳闻目睹的风吹松的情况，并继续用五种比喻形象地表现了风吹松的声音。全文笔墨简炼，形象真切，意境清幽，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上篇
文章开头，先从雨风露雷写起，用简练而又准确的语言辨析风和雨露雷的异同。四者“皆出乎天”，生成于自然，但风“无形而有声”，不同于雨露而同于雷。可是，它“不能自为声”，需“附于物而有声”，又不同于“訇磕于虚无之中”的“雷之怒号”。在对比辨析中，风的特征已了然在目。然后紧扣题目中的“风”字，写其种种情状。首先，风之为声，“一随于物”，物形不同，风声亦不同。然而并非一切。物体皆可使风附之而成声，如“土石屃赑”，风虽附之也不能为声。能使风附之而为声者，又有种种不同的奇音异响：谷虚而大者，其声雄以厉；水荡而柔者，其声汹以豗。这些音响虽各有其特质和个性，却又异中有同，都是“不得其中和”，使人“骇胆惊心”之声。将这些谷中、水上风声逐一否定，便很自然地归结出“风独于草木为宜”，趁势就草木的风声展开议论。而草木之为物，其形万殊，风之所附，声亦万别。于是又以析理入微之笔写出叶之大者、槁者、弱者的风中音响。因其声或窒，或悲，或懦而不扬，皆不为美。如此自远而近，由大而小，层层剥落，最后所突出的只能是“宜于风者莫如松”了，题意豁然畅朗，有如水落而石出，章法严密，构思奇妙，步步引人入胜。松之所以宜于风，是因为它“干挺而枝樛，叶细而条长，离奇而巃嵸，潇洒而扶疏，鬖髿而玲珑。故风之过之，不壅不激，疏通畅达，有自然之音”。这美妙的音响可以解烦黩，涤昏秽，令人心旷神怡，清静舒畅，那理不清的愁绪，说不完的烦恼，洗不净的昏秽，都在悦耳的松风中烟消云散了。当此之时，恬淡寂静的心境充满惬意和快感，仿佛逍遥于太空之中，与造化同游，人与自然圆融浑彻，相契为一，故而山林岩穴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
至此，松风之美似已写尽。可是，作者所观赏的是松风阁上的金鸡峰三松，文章也就自然转到对它的描写上来。由于前面已详细地描述了松的特征，这里就不需多费笔墨，而是只用“不知其几百年矣”一句点出其苍古之姿，然后连用四个比喻对它作了堪称妙笔的描绘。金鸡峰三松随着由弱而强的风势，忽而如暗泉飒飒，忽而如雅乐齐奏，忽而如波扬鼓响，着墨无多，勾画了了。接下去，交代出松风阁的主人、阁名的由来之后，着重写了他“留而忘归”的缘由。这里“虽在山林，而去人不远。夏不苦暑，冬不酷寒”，景色优美而位置适中，气候宜人，松则宜观宜听，适人耳目，妙趣常在。在此偃蹇而游，悠闲自在，不复有外物以汩其心，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心境自清，品格自高，也就不必像许由那样濯耳于颍水，也勿需像夷、齐那样隐于首阳山了。作者在“可以喜乐，可以永日”的快意和满足中，所倾吐的是对松风阁的洋洋忘归之情。他以“四方之寓人”自谓，行止本无定所，而在其游览的胜境中却独不能忘情于松风阁，又一次剖白出无限依恋眷爱的深情，言尽而意不尽，将去而情难舍，留下的是永远美好的回忆。
下篇
这是刘基再游松风阁时写的第二篇游记。它在文意上与前一篇相承续，但写法有所不同。前一篇以议论为主，此篇则侧重于描绘松在风中的姿态和音响之美。
开头一段，简要交代松风阁的位置和两次游览的情景。前一次春游因碰上雨天，只能听到“波涛声彻昼夜”，对松风阁的松景却未能“尽阅其妙”。此次来游，天晴无雨，逗留时间又较长，因得以“备悉其变态”。缓缓写来，文字省净，而又说得亲切。
第二段紧扣上段最后一句，集中笔墨写松姿松声的种种变化。先交代出松在峰顶，阁在峰下，从阁中仰视，松枝平展，幢幢如盖。而观赏之时，又恰值中午，有风拂来。寥寥数语，即点出最佳的观赏地点角度、时分和气候。然后以形象化的语言写松在风中舞动之姿和枝影映瓦之美。长满茂密松针的枝条交错纠缠，在清风中蜿蜒伸展，摇曳不止，有如龙凤翔舞，姿态甚美。此刻，明丽的阳光把松影洒落在檐瓦之间，松的翠绿，瓦的金黄，相映生彩，金碧交辉，编织成美丽的花纹。一片清丽之景，一幅优美的图画，令人赏心悦目，故而以“观之者目为之明”加以概括，结出所见松姿之美，层次分明，喻写生动，喜爱之情溢于笔端。接下去，以“有声”二字呼应上文“有风”二字，折入松声的描绘。阵阵松涛，有如相应相和的埙篪乐声和急骤而过的阵雨；又好像水激崖石，訇然作响；有时又像铁骑纵横，万马奔腾，急驰而来，夹杂着剑槊撞击之声；忽尔之间又响起切切之声，有如草间虫鸣，细微而急促。在这一段写松声的文字中，连用六个比喻，刻画得淋漓尽致，可谓妙语连珠，良多趣味。但作者似意犹未尽，又补上“乍大乍小，若远若近，莫可名状”三句，进一步突出松声的变化莫测。因松声清听满耳，令人有神骨俱清之感，故而以“听之者耳为之聪”加以总括，结出所闻松声之美。在作者笔下，松姿松声目遇之而成色，耳闻之而生韵，目不暇接，耳不胜听，更有使人目明耳聪的美感效果。古来写松，多从“君子比德”出发，赞其坚贞品格，而刘基则别具只眼，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写松姿松声的美。
文章的最后一段，通过与方舟上人的对话，探求所见所闻的美感缘由和松风阁命名的由来。作者刻意摹写的是松而不是阁，但写出松风的快人耳目，也就自然揭示出建阁的用意和阁名的由来，点破只有在此佳境观松才有如此美感的道理。可是作者有意避开正面交代，使文章富有曲折波澜：先让方舟上人说出耳目之入皆为虚妄的佛家语，再迫使他不得不承认“以是而名其阁”的反诘。虽然他只笑曰：“偶然耳”，却等于是否定了“耳目之入皆虚妄”的空无之语。尤其是“笑曰”二字，极为传神，把方舟上人那种欲辩不能，要承认又不甘心，多少带有些窘迫的神情一笔勾画了出来。不仅写得生动活泼，而且暗藏机锋，收结含蓄有力，颇堪寻味，不愧为一代作手。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