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上片写伤春怨恨。首句抒情,百种相思与千种怨恨交织在一起。“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早就有伤春之心,再加上被春酒所困而病酒恹恹。“薄幸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薄幸郎辜负了别人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满,要在枕边问明白。“枕畔”,“不忿”中盼着重逢相。
下片诉愁。过片“懊恼风流心一寸”,后悔为了情爱而劳役自己的身心。“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强行将自己灌醉酒,以求得好入睡,也仍然像以前那样烦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这两句是说:这种爱恨交织的相思,全是因为你造成的,可是你却不相信。泪珠滴尽了,而愁怨却难以消尽。
这首词写一个多情女子对薄幸情郎的怨而不怒的复杂的情感。她不愤怒,但她懊恼、烦闷、愁苦、哭泣。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天真的希望:“何时枕畔分明问”。然而,“此意为君君不信”,她等待的恐怕还是失望。一首小词,感情容量却如此复杂。
此为滕宾普天乐失题小令十一首的第三首,作者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官场免得的批判,表现了归隐田园的志趣。此曲在构思上也颇有佳处。作者仍从写景入手,“翠荷”四句,写秋景。前二句是写眼前景,翠荷凋残,苍(深绿色)梧坠叶;后二句,一个“应”字耐人玩味,仿佛山若有情,山亦当憔悴消瘦。无情之物遂亦人格化,此用移情入景之法。
这四句写景,由近及远,由真切具体而至博大苍莽,层次分明;作者连用“残”、“坠”、“瘦”、“稀”四字,写出了百卉俱腓、草木摇落的萧瑟秋景,再加以“千山”、“万木”,极状空间范围之大,于是,疏木衰林、万物悲秋的肃杀之气,塞空而下,读之不减老杜“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无边落森萧萧下”的气概。其实,春华秋实,秋天固化剂橙黄橘绿时,秋本无所悲,即如宋代杨万里所说:“秋气堪悲未必然。”但因作者有感于岁月迟暮,有如草木凋零,故觉秋景惨然多凄。回首人生旅途,大半生已过,却仍然碌碌风尘,为名缰利锁所羁。故紧拉着由景物转入人事,写出了“蜗角”、“蝇头”等四句。蜗角,典出《庄子·则阳》,去蜗牛左角上有触氏国,右角上有蛮氏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百万。”苏轼满庭芳词又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里用以表现作者对名利的鄙视。然而作者身羁官声,归隐之志未遂,在识时知机,进退行藏的认识上,应该承认自己是输与皆渊明了。一个“输”字,表现了作者对隐士皆渊明的倾慕和对自己未能及早归隐田园的悔恨,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意
“黄菊围绕”、“良田数顷、黄牛一只”是作者预想归后田园生活的蓝图。一想到躬耕田亩,远离风波的自由自在,便欣然神往,故煞句以“归去来兮”表示其浩然归志。
此曲以景起兴,以情作结,皆统一于落叶归根这一主旨上。中间虚实交错,景与情,古与今,人与我,眼前与未来,时空腾挪跌宕,有对比、有反思、有展望。曲辞曲折而横放,语调苍凉而愤激。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