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重点是写马,通过写马来赞颂鲁国的国君鲁僖公。诗分四章,可能与古代一车四马的驾车制度有关。有人说“《礼》: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作者因马有四种,故每章各言其一”(孔颖达疏);也有人说每章各写马的一种品性,第一章是写“马之德”,第二章是写“马之力”,第三章是写“马精神”,第四章是写“马志向”(方玉润《诗经原始》),这却不免让人感到穿凿附会,四章中各种各样毛色的马都有,难道说“骊”一定是良马、“駵”一定是劣马?“彭彭”、“伾伾”、“绎绎”、“祛祛”与“臧”、“才”、“作”、“徂”这些形容词(或动词)也看不出与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两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内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两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叠句体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国风》中的一些篇章那样相互间有递进或联贯关系,而像《国风》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样,联章复沓只是为了取得一唱三叹、余音不绝的歌咏艺术效果。
从诗的表现手法看,此篇尽管用的是赋法而没有比兴成分,但写来跌宕有致,马的形象既生动传神,对鲁君的颂美也点到即止,没有过分的张扬,一切都温而不火,流畅自然,这在《颂》诗中实不多见。全诗先将直接歌咏的对象群马置于广阔无边的原野这一环境背景,且冠以“駉駉”这一表形态的叠字形容词,这样篇首就鼓荡着一种矫健强悍的气势。接着,“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绍马的品种,马的品种繁多正可作“有无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脚,为下文的赞颂作了有效的铺垫。“以车”云云,又以带叠字形容词的句子咏马之善于驾车疾驰,与上文的“駉駉牡马”句相呼应,而句中“马”字不出现,叠字词前后位置不同,又见出章法上的变化。最后,由写马转为赞美鲁君,但赞美鲁君仍紧扣住咏马,结尾一丝不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脉络很分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很纯熟。不妨说这是现存最早的专咏马的咏物诗,后世咏马之诗大致也是这样从马的形体(这在此篇中主要是通过写马的毛色表现出来)、马的动势、马与人的关系这几方面落笔的。作为咏物诗的雏型,它已显得相当完美。一些读者会有此疑问:这样一首具有《国风》风格的诗,为何不在《国风》中?鲁诗不称《风》而称《颂》,前引孔颖达疏实际上已作了说明,原因是鲁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室重视周公的功绩,尊鲁若王,天子巡守采诸国之诗以观风,遂不及鲁诗。
从诗的历史文化意义上说,此篇以牧业的兴盛作为治国有方的一大业绩,反映出那个时代对马政的重视。据文献记载,在周代的“六艺”中,就专门有“御”(驾马车)这一艺,周穆王也有驾八骏遨游天下四方的传说。春秋中期,车战仍是战争的主要手段,一辆兵车需四匹马牵引,因此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必然与马匹数量密切相关,大国号称“千乘之国”,良有以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马政于是成为军国要务,各国诸侯都十分重视养马,这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赞扬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而《鲁颂》更是篇篇写到马,《鲁颂·駉》自不待言,《鲁颂·有駜》则诗题就是马肥壮之貌,《鲁颂·泮水》有“其马蹻蹻”句、《鲁颂·閟宫》有“公车千乘”句。在此篇中,写到不同毛色的马的品种有十六种之多,可见驯马养马这一业的发达。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马还远不止这些。语言学家们认为:某一民族语言中哪一属类事物的名词特别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该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与该类名词有关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中国上古时期牲畜命名的多样化,正反映了畜牧业的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华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事。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首和诗,作者是用原唱同题抒发自己宦游江南的感慨和归思。江南早春天气,和朋友一起游览风景,本是赏心乐事,但诗人却像王粲登楼那样,“虽信美而非吾土”,不如归去。所以这首和诗写得别有情致,惊新而不快,赏心而不乐,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甚至于伤感,有满腹牢骚在言外。
诗一开头就发感慨,说只有离别家乡、奔走仕途的游子,才会对异乡的节物气候感到新奇而大惊小怪。言外即谓,如果在家乡,或是当地人,则习见而不怪。在这“独有”、“偏惊”的强调语气中,生动表现出诗人宦游江南的矛盾心情。这一开头相当别致,很有个性特点。
中间二联即写“惊新”。表面看,这两联写江南新春伊始至仲春二月的物候变化特点,表现出江南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水乡景色;实际上,诗人是从比较故乡中原物候来写异乡江南的新奇的,在江南仲春的新鲜风光里有着诗人怀念中原暮春的故土情意,句句惊新而处处怀乡。
“云霞”句是写新春伊始。在古人观念中,春神东帝,方位在东,日出于东,春来自东。但在中原,新春伊始的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礼记·月令》),风已暖而水犹寒。而江南水乡近海,春风春水都暖,并且多云。所以诗人突出地写江南的新春是与太阳一起从东方的大海升临人间的,像曙光一样映照着满天云霞。
“梅柳”句是写初春正月的花木。同是梅花柳树,同属初春正月,在北方是雪里寻梅,遥看柳色,残冬未消;而江南已经梅花缤纷,柳叶翩翩,春意盎然,正如诗人在同年正月作的《大酺》中所形容的:“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所以这句说梅柳渡过江来,江南就完全是花发木荣的春天了。
接着,写春鸟。“淑气”谓春天温暖气候。“黄鸟”即黄莺,又名仓庚。仲春二月“仓庚鸣”(《礼记·月令》),南北皆然,但江南的黄莺叫得更欢。西晋诗人陆机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悲哉行》)“淑气催黄鸟”,便是化用陆诗,而以一个“催”字,突出了江南二月春鸟更其欢鸣的特点。
然后,写水草。“晴光”即谓春光。“绿苹”是浮萍。在中原,季春三月“萍始生”(《礼记·月令》);在江南,梁代诗人江淹说:“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咏美人春游》)这句说“晴光转绿苹”,便是化用江诗,也就暗示出江南二月仲春的物候,恰同中原三月暮春,整整早了一个月。
总之,新因旧而见奇,景因情而方惊。惊新由于怀旧,思乡情切,更觉异乡新奇。这两联写眼中所见江南物候,也寓含着心中怀念中原故乡之情,与首联的矛盾心情正相一贯,同时也自然地转到末联。
“古调”是尊重陆丞原唱的用语。诗人用“忽闻”以示意外语气,巧妙地表现出陆丞的诗在无意中触到诗人心中思乡之痛,因而感伤流泪。反过来看,正因为诗人本来思乡情切,所以一经触发,便伤心流泪。这个结尾,既点明归思,又点出和意,结构谨严缜密。
前人欣赏这首诗,往往偏爱首、尾二联,而略过中间二联。其实,它的构思是完整而有独创的。起结固然别致,但是如果没有中间两联独特的情景描写,整首诗就不会如此丰满、贯通而别有情趣,也不切题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精彩处,恰在中间二联。
尾联点明思归和道出自己伤春的本意。诗采用拟人手法,写江南早春,历历如画,对仗工整,结构细密,字字锤炼。
这首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一个意群,颔联颈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这种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