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这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述志诗，是曹植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诗一开头，就说主仆二人已经备好了车马，即将出发。这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紧接着，作者用一个顶真格的设问句“远游欲何之”，引出对远游目的地和原因的补叙。“吴国为我仇”已经，语意慷慨，感情激昂，与其说是叙事，不如说是掷地有声的战斗誓言，它赋予了这次“远游”以及不平凡的意义，使诗歌一开始就涂上了豪迈悲壮的色彩。同时，一个意气风发、勇赴国难的爱国志士形象亦凸现于读者眼前。
“将骋万里途”承接上句，说自己将南征吴国。“万里途”，是对征程迢远的夸张，它极令人联想到浪漫征途的种种艰难险阻，但因句中着一“骋”字，便一扫可能因此而产生的悲凉气氛，反而有力地衬托出壮士出征的豪迈之情。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作者的愿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所以当他跌回现实中来，失意的苦闷便攫住了他的心。“东路安足由”一句便是反诘的语气倾吐了胸中的委屈。“东路”，前人多以为指从洛阳到鄄城的路。并据《赠白马王彪》诗中亦有“怨彼东路长”之句，推断这两首大约同作于黄初四年（公元223年）。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转入写景，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江风凄厉、浪高流急的画面。长江、淮水、泗水是南征吴国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对“多悲风”、“驰急流”的渲染未尝没有形容川流险阻之意，并以此为作者“愿欲一轻济”的衬托。但其中的寓意显然不止于此，透过这一描写，令人仿佛看到作者正兀自立于大江畔，眼前呼啸的江风、奔腾的江水，既象征着他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昂情怀，也象征着英雄失路的激愤不平。在这里，雄浑阔大的境界以及慷慨激越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扣人心弦，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在此写景的基础上，“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二句即景设喻，“一轻济”，喻率师南渡；“无方舟”，喻手中无权。即以欲渡江河而无船比喻自己空怀壮志却不被任用、报效无门。一个“惜哉”流露出作者极为深沉的惋叹。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是如此尖锐而不可调和，作者在诗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发出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这是他的心声，他不愿闲居一处，甘愿为国解忧赴汤蹈火，这一志向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然而在此诗中多了几分凄怆与苍凉。自以为如此，这首诗在赢得后人激赏的同时，也使后人对其有了更深的同情。
钟嵘评曹植诗“骨气奇高”，这主要是由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决定的。他的诗大多充满了对功名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即使在忧患之中也不消极颓唐，遭遇挫折也不逃避，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正是这一切成就了他“骨气奇高”的特色，而“仆夫早严驾”这首诗便是这一特色的代表，且因此成为魏晋时期的最强音。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